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等侵害名誉权案件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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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等侵害名誉权案件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等侵害名誉权案件的函
1989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9）沪高民他字第7号《关于处理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侵害名誉权案件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被告赵伟昌根据传闻，撰写严重失实的文章“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和被告《上海文化艺术报》社未经核实而刊登该文，造成了不良后果，两被告的行为均已构成侵害徐良的名誉权。
二、陈保平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原告徐良亦表示不告，法院可不追加陈保平为被告。
三、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两被告对原告徐良因进行诉讼而支付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应酌予赔偿。
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等侵害名誉权案的请示 （89）沪高民他字第7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侵害名誉权两被告上诉案就赔偿范围向我院示。我院经审委会讨论，对是否构成侵权、侵权主体及赔偿范围等存在不同意见。现将案情和意见报告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地址：本市常熟路100弄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伟昌，男，28岁，汉族，江苏省江阴县人，上海《团的生活》记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良，男，28岁，满族，北京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干部。
一、案情概要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文化透视”栏刊登了赵伟昌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以下简称“索价”）一文，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演唱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他始终没有改口。《北京晚报》、《报刊文搞》作了转载，《淄博日报》、《安徽大学报》、《文汇报》、《新观察》杂志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有的认为，这英雄用他的行为否定了他那英雄的形象，指责徐良“
将战士们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向人民索价”；有的认为，搞现代化需要大力倡导商品经济观念，英雄付出了一定劳动，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
《索价》一文发表后，徐良受到亲属、朋友、邻居的指责，妻子曾要离婚，部队成立两个调查小组，专程到北京、上海调查，并将正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的徐良调回兰州部队，下连队反省。
1988年1月中旬，徐良委托律师来沪调查，并与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进行磋商未成，于同年1月26日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停止侵害、公开登报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要求赔偿损失。
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辩称：报社对社会文化现象作透视分析发表了赵伟昌的《索价》一文，文章的事实应由作者负责，即使该文有失实之处，也属工作失误，“失实”与“侵权”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赵伟昌辩称：《索价》一文中的内容系在研讨会上听陈保平所讲，系“新闻中的新闻”，作者对该“新闻”的事实不需要调查核实。因主观上没有过错，故不构成对徐良名誉权的侵害。
二、一审审理情况
法院查明：1987年9月上海《青年报》社筹办“上海青年金秋文艺晚会”，派该社读者服务部副主任周世明赴北京邀请徐良参加演出。同月中旬周世明在北京日坛宾馆找到徐良，说明来意，徐良表示：工作太忙，爱人临产，不愿来沪演出。两天后，周世明再三恳请徐良，徐良答应如无特殊情况，到时来沪演出。9月20日，周回沪前向徐良告辞时，提到金秋文艺晚会属营利性质，报社有经济收入，可给演员一定报酬。徐良表示：你们看着办吧，给多少都可以，我无所谓。周世明回沪后向部门领导陆其祥汇报，并告诉《青年报》社总编辑丁法章，称已请到徐良，估计徐良这档节目每演出一场需500元，包括伴舞在内约需七百元。
上海青年金秋文艺晚会于1987年10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体育馆举行，徐良与两位伴舞演出四场，整台共盈利20000元左右，徐良领得四场演出费21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903元，实得1197元。《青年报》社考虑徐良的身体本应请人护理，在沪演出期间生活由伴舞者照料，徐良经常自费请她们吃饭，故又以徐良的妻子陈燕的名义给徐良领取护理费400元，徐良合计得1597元。
1987年10月26日至28日，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等单位，举行市第四届青少年研究会，研讨“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问题”。会前几天，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干部陈小亚吃饭时听《青年报》社特稿部主任陈保平说：听报社里人讲，请徐良唱歌也是要钱的，而且价格不低。研讨会上陈小亚讲：据说徐良唱歌开价3000元，一分钱也不能少；并请陈保平到小组会上介绍徐良来沪演出拿报酬的情况。陈保平否认会上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经向十四个与会者调查，有三人说陈保平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有六人回忆陈保平讲报社同志去请徐良演出，谈到报酬问题，开始讲给徐良的价不到三千元，未成功，最后还是付了三千元。有五人说由于迟到或未参加小组会而不知情。但有七人证明：陈保平当时申明这事只是内部讨论，不宜外传和登报。
会后，赵伟昌未作调查核实，写了题为《徐良索取三千元带来的震荡》一文，向《上海文化艺术报》投稿。《上海文化艺术报》社总编辑朱士信在审稿时仅与作者赵伟昌联系，便隐去徐良姓名，将“索取”改为“索价”后予以发表。
审理中，徐良要求《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和赵伟昌赔偿经济损失3700元；对名誉受损造成的精神损失不要赔偿；也不要求追加陈保平为被告。静安区法院根据最高法院民复（88）11号批复精神，报社对发表的稿件应负审查核实之责，发表后侵害了公民的名誉权，作者和报社都有责任，认为赵伟昌对无事实依据的传闻，不作调查核实，而撰文投稿发表，已构成对徐良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对该文事实未予核实予以发表，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应负主要责任。静安区法院对徐良的实际经济损失计算为：一、徐良、护理人员和律师的飞机及火车票费用共1839．60元，其中徐良和护理人员林衣钢来沪出庭的来去飞机、火车票468元。北京律师沈志耕和孙海四次来沪起诉，参加调解及出庭为十一次飞机票和一次火车票计1371．60元，包括律师三人次从外地飞沪机票高出北京飞沪的费用165元在内。此外，沈志耕三次来沪或回京和孙海一次回京的路费未计算。二、徐良护理人员林依钢及律师在沪住部队招待所即延安饭店，住宿费1370．50元。其中最高的40元，仅一天，最低的5元，平均每人每天18．03元。三、车、杂费499．42元（飞机票代购费、复印诉讼材料费、委托律师代理费、汽车费、伙食补贴费等，其中徐良来沪坐出租汽车费用159元）。伙食费用，律师在沪诉讼按国家标准每人每天2．5元，计算49人次，护理人员的伙食费补贴未予计算。据此判决：一、《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和赵伟昌应停止侵害徐良名誉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上海市级日报上登报为徐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登报内容须经法院审核，费用由《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负担百分之七十，赵伟昌负担百分之三十。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赔偿徐良经济损失人民币2590元，赵伟昌赔偿徐良经济损失人民币1110元。三、诉讼费50元，由《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负担35元，赵伟昌承担15元。
三、二审意见
两被告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称：已向作者作了调查核实，不存在“不尽核实之责”，且无侵害徐良名誉的过错，是鉴于对当今改革开放新观念的思考；要论责任也应追究消息之源《青年报》社。赵伟昌称，《索价》一文源于《青年报》社的陈保平，对“索价”消息是间接引述，而非直接表述，并是对“青少年问题研讨会”上透露的一条消息以及不同的讨论意见的如实记叙，意在探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观念，不存在对徐良名誉的侵害。
中院审委会讨论，对《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构成侵害徐良名誉权无疑义。但对赔偿范围和数额有三种意见：一、徐良因名誉受到侵害，为进行诉讼的实际支出（包括个人、护理人员和律师），只要没有故意扩大损失，应全部由侵害人承担；二、徐良及护理人员来沪诉讼的费用应予赔偿，律师来沪费用非必需支出不予赔偿；三、除徐良及护理人员来沪诉讼的费用应予赔偿外，律师前来交诉状及法院通知律师来沪出庭的费用也应予以赔偿。审委会倾向第三种意见。
四、我院意见
根据案件事实和原审判决，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一种意见：有四人证明陈保平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作者没有捏造事实，不能攻文章之一点，应当通观全文，文章不是以侮辱徐良为目的，而是对争议的讨论，是对研讨会进行纪实性的报导，意在改革开放时期对新观念的探讨，并没有掺进作者的个人意见，并且从文章发表后的结果看，社会上的反响也有两重性；即使“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与事实不符，也只是数量上的出入，不应对作者求全责备。因此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另一种意见：《索价》一文作者把“徐良开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作为“一条爆炸性新闻”，而事实并非“开价三千元”，更不是“少一分也不行”，文章严重失实，作者主观上为了新闻“爆炸”，客观上致徐良受到多方指责，已使徐良的名誉受到损害，造成了后果，符合构成侵权的法律特征，应确认侵害了徐良的名誉权。多数委员认为构成侵害名誉权。
（二）谁是侵害名誉权的主体。一种意见：侵权主体应是陈保平、赵伟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因为“索价”的不实消息源于陈保平，这已由与会者九人证明（五人不知情除外），陈保平不能以申明不宜外传和登报免除责任；而赵伟昌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进行了传播扩散，三者都有过错，造成徐良名誉受到损害；因此应追加陈保平为被告，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种意见：陈保平虽否认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但与会者证词可以证明他讲过，鉴于他在会上申明不要外传和登报，且原审法院征询原告徐良是否追加陈保平为被告，而徐良明确表示不要追加，据此，可以不追加陈保平为被告。
三、赔偿范围。如果构成侵害名誉权，徐良依法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包括由于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徐良不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对由于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范围意见不一。一种意见：对名誉权受到侵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同处理其他侵权赔偿案件一样，不应将当事人为诉讼所支出的费用包括律师的车旅费、住宿费和伙食补贴计算在内，因此，徐良的经济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另一种意见：鉴于侵害名誉权案件的特殊性，被侵害人及请律师进行诉讼所支出必要的费用应酌情赔偿，即按国家规定出差的的车旅、住宿标准计算，乘飞机、住超标准宾馆、坐出租小轿车以及律师的伙食补贴一般不应列入赔偿范围，对原审判决赔偿金额须重新核定。多数委员倾向后一种意见。
由于此案影响较大，在适用法律上有不同意见，特此请示。
1989年5月30日
陕西省地质环境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地质环境管理办法
陕政令 [2001]71号
《陕西省地质环境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9月10日省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程安东
二○○一年九月十九日
陕西省地质环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改善和合理利用地质环境,防治地质灾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陕西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质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地质体和地质作用的总和,包括城市、农村、矿山的地表及地下空间的地质环境和地质遗迹、地质灾害等。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地质环境调查、评价、监测、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等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地质环境管理实行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谁利用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质环境工作的领导,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并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使地质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环境管理与监督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第七条 从事地质环境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
省外单位进入我省行政区域内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的,应当经我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验资质并登记。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质环境的义务。
禁止移动、侵占、损毁地质环境保护设施、标志、设备。
第二章 地质环境保护规划与地质环境评价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环境调查,为编制地质环境保护规划提供依据。地质环境保护规划每5年编制一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一级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跨行政区域的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第十条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村镇建设规划和区域国土综合开发利用规划,应当进行地质环境评价。地质环境评价结果应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第十一条 城镇建设、有可能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铁路、公路、机场、水库等大、中型工程项目建设和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在申请建设用地之前必须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开采矿产资源应当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由省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经评估和认定有可能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建设项目和采矿项目,应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纳入项目建设规划和项目预算,与项目建设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第三章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第十二条 矿山企业在采矿期间应当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
采矿权人应当按照批准的矿山设计进行建设、开采,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因采矿诱发地面塌陷、滑坡等地质灾害。
第十三条 采矿权人在采矿期间,应当按照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实施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第十四条 采矿权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监测。在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年度报告中,如实反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情况,并接受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造成地质环境破坏或者诱发地质灾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停止勘查开采,及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必要的治理措施。
第四章 地质遗迹保护
第十六条 下列地质遗迹应当建立地质遗迹保护区(点):
(一)有重要观赏和科学研究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
(二)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地质剖面和古生物化石及其分布区;
(三)有特殊价值的矿物、岩石及其典型产地;
(四)有科学研究意义的典型地质灾害遗迹;
(五)著名溶洞、温泉等其他需要保护的地质遗迹。
第十七条 地质遗迹应当由省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对具有国际、国内和区域性典型意义的地质遗迹,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地质遗迹保护区(点)。设立地质遗迹保护区(点)应当按照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有关规定报批。
工程建设单位、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具有重要价值的地质遗迹时,应当采取保护措施,并及时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八条 禁止破坏、挖掘、买卖被保护的地质遗迹。
禁止在地质遗迹保护区(点)内从事采石、取土、开矿、垦荒以及其它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建设对地质遗迹有损害的设施。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地质遗迹保护区(点)内采集标本和化石,从事科研、教学、参观等活动的,应当向保护区(点)管理机构登记。
第五章 地质环境监测与地质灾害防治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环境监测网,其所属的地质环境监测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环境的动态监测及资料收集、储存。
地质灾害多发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地质灾害监测、应急调查和防治。
第二十条 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质环境监督结果,发布全省年度地质环境公报。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划定并公布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易发区,建立地质灾害预警系统,对重大地质灾害及时作出预测预报。
突发性地质灾害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发布地质灾害预报。
第二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确定地质灾害危险区(段、点),并在其边界设立明显标志。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编制本行政区域年度地质灾害防灾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组织实施。地质灾害防灾预案的内容包括:
(一)地质灾害监测、预防重点;
(二)地质灾害危险点的威胁对象、范围;
(三)主要地质灾害危险点的监测、预防责任人;
(四)主要地质灾害危险点的预警信号、人员和财产转移路线。
第二十四条 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危险区内的单位,应当建立日常观测和群测群防制度。发现异常情况和发生地质灾害时,应迅速上报当地人民政府。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及时到达地质灾害现场,进行调查、监测与防治工作。
第二十五条 对险情威胁严重的地质灾害危险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采取交通管制、居留限制、人员疏散等避险措施。
第二十六条 自然形成的地质灾害,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治理工作,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参与治理。
人为诱发的地质灾害,由诱发者负责治理。诱发者缺乏组织治理能力的,可以报请地质灾害发生地的人民政府组织治理,但是诱发者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第二十七条 建设项目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建设单位应当制定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并组织实施。
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应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竣工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一)不具备资质条件从事地质环境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
(二)未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
(三)未经审验登记擅自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不具备资质条件擅自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可并处2千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破坏、挖掘、买卖被保护的地质遗迹的;
(二)在地质遗迹保护区(点)内建设对地质遗迹有损害的设施或从事采石、取土、开矿、垦荒以及其它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的;
(三)擅自移动、侵占、损毁地质环境保护设施、标志、设备的;
(四)故意发布虚假地质灾害预报信息造成社会不安定和经济损失的;
(五)人为造成地质环境破坏或者诱发地质灾害不履行治理责任的。
第三十一条 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为:
“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产生或人为因素诱发的除地震以外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地质现象。
“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赔偿责任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赔偿责任
曾磊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明确，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确立并保障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企业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为独立法人，其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当中，对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侵犯现象却较为严重。其中，那些来自国家行政机关（包括各级政府）的侵权行为，由于侵害方与受害方之间的特殊关系，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隐蔽性较强，危害却更为深远，而目前的相关法规对此却只强调对侵权单位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对受害国企的经济利益未能提供充分的保护和救济。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突出并强调行政机关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显得正当其时。
强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在目前的改革形势下，至少有以下几重意义：
首先，这有助于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促进国企发展。所谓企业的法人地位，就是企业以自己的名义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履行法定义务并承担法律责任的资格。在企业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法人资格就具体表现为以企业的名义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因此，依法要求非法侵权的政府机关赔偿损失，是国有企业法人地位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承认和维护国有企业的法人地位，就必须赋予和保障其依法求偿的权利。
其次，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对国有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将有助于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促进政企分开，规范政府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企分开，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直接干预应由法律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确立政府机关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使其在作出干预国企运营的决策时面临经济风险（赔偿金），将能够更有效地遏止其对国有企业的非法、盲目的行政干预，而那些在合法受权范围内的必要调控，也将会变得更加审慎，更加科学，更加富有成效。
最后，政府赔偿责任的实行，有利于保持和提高国有企业的资信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它“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企业的财产是其承担民事责任的物质基础，是对其债权人的担保，是企业信用的决定因素。如果国有企业的财产经常遭受政府机关的随意侵夺，事后又无法得到充分的赔偿，必将严重损害企业的偿债能力，降低其信用水平，从而吓退其他原有意与国有企业进行交易的市场参与者，大大削弱国企的市场竞争力。更严重的是，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府已声明不再对国有企业提供国家主权信用，国有企业的一切对外负债由企业自行承担，外国贸易商和投资者只能以国有企业本身的资产状况来评价和选择交易对象。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侵权赔偿责任的豁免，损害的将不仅是众多国有企业，更可能是我国举足轻重的外贸事业。
强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立法并未能给受害的国有企业充分的救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仅赋予国有企业请求行政机关撤销非法决定以及向上级机关申诉的权利，而实体性的救济措施只是对侵权机关的领导干部予以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追究有关部门决策人员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固然重要，有惩前毖后的作用，但是国有企业受侵害的是财产权利，其直接表现是财产的减损，只有停止侵害、返还财物、赔偿损失，才是企业最急需的、能直接维护其法人财产权的救济方式。
其实，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并非无本之木，其理论根据就在于“两权分离”原则。所谓“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对国有企业的财产，国家保留所有权，企业则被授予经营管理权，后者的内容包括占有、使用、受益和在授权范围内的处分，统称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是国有财产所有权权能分化的结果，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从属权利。作为一种财产权，它必然具有对世的排他性。对一般的法律主体，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有绝对的对抗效力，无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对于由政府代表的国家来说，这种财产权具有相对的对抗效力，即受国家授权的期限和范围的限制。财产权是对物的权利，必须以具体的财产为存在基础。对其财产权因财产的减损而受侵害的国有企业，恢复权利的方法，就应该是回复补足其财产，这就不能排除损害赔偿的救济形式。国家对国有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的事实并不能免除其应向受害国企承担的赔偿责任。国家虽然是国有财产的所有人，但是与私人独资企业不同（私人企业主的财产与企业财产混同，企业不具法人资格），国有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其主体身份与国家相分离，国家充其量只是国有企业的股东。按照公司法原理，股东对其投入公司的财产仅拥有最终所有权，在公司解散或破产时有权请求返还剩余财产，而在此之前无权任意处分或撤回，否则须对公司赔偿相应损失。同理，国家既然承认国有企业在授权的期限和范围内对企业财产的法人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和剥夺，就应该承担政府机关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第4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非法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财产权且造成损失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依此推论，国有企业对由政府机关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应有从侵害方取得赔偿的权利。
需承担赔偿责任的政府机关，根据《国家赔偿法》，包括直接实施侵害的行政机关及其上级授权机关。现阶段，国有财产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务院授权国有资产管理局，以及县级以上政府确定的有关部门或机构对国有企业财产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这些机关、部门是政府侵权赔偿责任的承担者。另外，行业主管部门（如各全国总公司），综合性管理部门（如环保、工商、审计等），如侵犯国有企业财产权，也须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具体的侵权行为，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主要有：超越、滥用管理权下达指令性计划并强令企业执行；干预企业投资决策权或审批企业投资项目有重大失误；以封锁、限制或其他歧视性措施，侵犯企业物资采购权或产品销售权；干预、截留企业的产品、劳务定价权；干预、截留企业进出口权，或者平调、挤占、挪用企业自主使用的留成外汇；干预企业分配形式决定权和劳动用工权；截留或无偿调拨企业留用资金；强令企业设立对口机构或非法对企业进行评比、考核、检查；对企业拒绝摊派进行刁难、打击报复；未按法定程序任免厂长、其他厂级领导或干预厂长对中层干部的任免权；其他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不少人对确立政府对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个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一直心存疑虑，一则担心有损政府形象，二则恐怕妨碍政府的正常运行，因为依据《行政诉讼法》，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赔偿费用从各级财政列支。其实这种顾虑大可不必。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政府严格执法，带头守法，将大大有利于法制的完善和发展，同时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加快树立奉公、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形象，这显然是对政府形象的提高而非破坏。西方法治国家的历史实践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这一点。政府用财政经费赔偿国有企业，更不可能导致政府“破产”、影响其职能的执行。须知我国政府是代表人民监督管理国有企业的，政府的经费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上缴的利税，国有企业的利益最终是人民的利益，直接的是政府的利益，政府与国企互为唇齿。这样看来，政府赔偿受其损害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恢复和支持，进而保证财政收入的来源。如果说赔偿金是一种成本，这笔成本比起国有企业因为屡遭侵夺而破产、倒闭、资产大量流失、工人大批失业所造成的对人民、对国家、及至对政府的无穷祸害来，简直是低廉得很，况且，随着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决策管理的科学化，这种支出必将越来越少呢。
作者：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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