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定解除条件比较研究/张松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15:56:24 浏览: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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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定解除条件比较研究
张松*
（西北政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内容摘要]合同法定解除权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在其自身利益遭受违约方行为严重损害时得以采取的一种违约救济措施。由于此种救济将导致双方合同关系终止的后果，各国对其均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但在具体规定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对各主要国家的合同法或判例法以及国际统一合同法有关法定解除条件的规定进行比较、评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法定解除条件 根本违反 预期违反
[Abstract] The legal right to terminate (avoid) contracts is a remed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provided by laws available by the non-breaching party when it suffers great losses due to the breach. This remedy leads to the termination (avoidance) of the contracts of parties, so all countries provide very strict limitative requirements for it but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in specific provisions. This thesis will compare and analyze those relative provisions in contract laws or case laws of some main countries and in international uniform cod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advice on how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legal termination (avoidance) of contracts in our contract law.
[Key Words] Legal requirements to terminate (avoid) contracts; Fundamental breach; Anticipatory breach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以前，当法定的条件具备时，根据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消灭的行为。一般说来，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但在履行过程中，有时会产生某些特定情况。例如，由于对方当事人严重违约，从而使债权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达到，这样合同的存在对债权人来说已不具有实质意义，合同即使在以后能够被遵守，债权人的目的仍不能达到，因此应允许债权人宣告解除合同，从而使其从已被严重违反的合同中解脱出来，及时消除或减少因对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但是，这并不是说，一旦违约都可以导致合同的解除。如果对法定解除权不加以严格的限制，就会导致各种交易关系轻易的消灭，既不符合鼓励交易的目的，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甚至常常会损害合同双方的利益，特别是在一方虽已违约，但违约当事人能够继续履行，而非违约方愿意违约方继续履行的情形时，就应当要求违约当事人继续履行，而不能强令当事人消灭合同关系。因为在此情况下只有继续履行才符合当事人的订约目的，才能更好地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
鉴于以上考虑，对非违约一方的法定解除权，各国均规定了十分严格的条件和限制，但由于各国合同法律制度的不统一，各国的规定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对各主要国家的合同法或判例以及国际统一合同法有关法定解除条件进行比较、评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法》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英国
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将合同条款分为两类，一类是条件条款（conditions），也被称为主要条款；另一类是担保条款（warranties），也称为次要条款。当事人违反两类条款将会产生不同的后果。该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违反主要条款的，将会产生一种权利解除合同；违反次要条款的，将会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没有权利拒绝接受货物。合同条款的上述分类方法由于完全不考虑违约方违反特定合同条款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有多么严重，显得过于僵硬，在有些案件中可能引起不公正。但这种分类也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具有确定性，双方当事人都可以事先知道违反某个条款必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如果一项条款未被制定法加以分类，法院依据该条款在合同中的重要性来决定其是一个主要条款，还是一个次要条款，其检验的标准是，是否一项特定的许诺涉及事情的根基，以至于如果不履行这项许诺，就会使合同其它部分的履行实质上不同于非违约方的预期。 例如，同样是由于生病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中的义务，在Poussard v. Spiers(1876) 一案中，歌手违反合同未能如约参加演出，使整个合同无法履行，被告有权解除合同，另找他人代替原告，而Bettini v. Gye(1876) 一案中，歌手未能如约参加排演，并不影响合同如约履行，原告仍然可以按约参加演出，所以被告不能解除合同。另外，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对条款进行分类，指出某些条款是主要条款，另一些条款是次要条款，这与（1979年货物买卖法）中的分类具有相同的含义。但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的分类也不是决定性的。 但一般而言，只要当事人清楚地说明了违反某个合同条款的后果，法院就愿意判决当事人的分类是有效的。
自从1962年的一个案例 之后，英国法院开始承认那些无法归属的条款为“中间条款”。对于这类条款，法院主要考虑的是违反该条款实际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到足以根本性地破坏合同目的，从而决定非违约方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但是，在英国法院的实践中，还是首先要考虑所违反条款属于主要条款还是次要条款，再考虑违反合同的后果。如果前者可以明确，则再无必要考虑后者。
英国法院的实践中还有三种特殊的违反合同的情况：一是预先违反合同；二是违反合同只涉及分期履行合同中的一个小部分；三是违反合同的结果并不影响实际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只是影响了合同的商业盈利性。
在第一种情形中，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预先声明他不打算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使自己处于一种不可能履行合同的状况， 那么，对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且可以立即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也可以等待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再看对方当事人是否准备履行合同，如不履行的，再向法院起诉。此处赋予非违约方立即起诉的权利旨在使无辜的当事人遭受的损失尽快获得补偿。如果非违约方选择了等待对方履行，此时合同依然有效，而非违约方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可以产生一些合理的费用，在期限届满以后再以对方根本性违反合同提出解除合同和赔偿请求。对此英国的学术界与法官们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在对方当事人清楚地表明了预先违反合同的意图之后，履行合同显然是不必要的，由此而产生的费用也完全浪费了，而且也与受害方减轻损失的义务相矛盾。同时非违约一方也可能承担在期限到来时，他自己可能会违反合同，反而使原来违约一方获得了解除合同的权利。
对于分期履行的合同，当事人违反其中一次履行的行为，是否能够授权对方当事人解除合同，其实质上依然是决定该种违反是否属于前述的根本性违反合同目的，这要取决于每个案件中的合同条款和具体情况。比如买卖合同中，法院并不单纯考虑当事人违反合同所涉货物在合同规定的货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要结合具体情况决定该种违反的后果，从而判断是否构成了根本性的违反合同。
除此之外，还可能出现一种法定解除的可能，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他的主要义务，只是在次要的方面违反了合同，其结果并没有影响继续履行合同的实际可能性，只是在商业上，这样做不太合理，以致在事实上根本违反了合同。
（二）美国
英国法关于条件和担保条款的区分，对于美国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统一商法典》（下称U.C.C.）并未明确区分条件和担保条款。U.C.C.在第2-703条和2-711条分别规定了买卖合同卖方和买方的各种救济，其中就有法定解除权的行使。第2-612条规定了分批交货合同的违约救济，并明确规定：“一批或多批货物，如果因不符合合同或存在其它违约而使整个合同的价值严重降低，即构成违反整个合同。”U.C.C.第2-610条则规定了“预前毁约”时非违约方的救济措施。美国判例法往往通过判断是否存在“严重违约”或“完全违约”来决定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能否成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因此， “严重违约”实际上就是非违约方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而如何来决定“严重违约”又纯属一个事实问题，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就合同的履行，依据不同程度通常可分为三种：（1）完全履行；（2）基本履行；（3）严重违约。后两种履行情形属于违约行为。由此，决定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能否成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即是要决定该种违约属于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约。基本履行指当事人一方基本履行了合同义务，仅在履行中稍有背离。依据基本履行理论，如果（1）违约履行仅仅轻微低于合理期待的目标和（2）此种轻微背离非为恶意，则非违约方不能解除合同。所以法院需要分析事实，判定该履行行为是“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反”。 美国合同法学者综合不同意见认为以下是法院判断“基本履行”或“严重违反”合同的依据：（1）受损害一方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他所合理预期的从合同中应得的利益；（2）受损害一方的损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适当弥补的；（3）如果受损害一方终止履行，有过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会遭受侵害；（4）有过失一方弥补过失的可信度；以及（5）有过失一方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与“公平交易”准则。
美国法中没有“迟延履行”的概念，因此对于不能按时履行是否可以使相对方解除合同义务法院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美国法院在分析过程中通常首先要决定约定的履行期限是否构成一项先决条件（condition precedent）。一般来说，美国法院并不认为履行期限条款是一项先决条件。另外也可以考虑该种逾期履行属于上述“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反”合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在合理的时间内履行均属于“基本履行”。但如果合同明确规定严格按照预定时间履行非常重要，即“time is of the essence”，则按时履行是一项先决条件，违反这一条件将会使非违约方得以解除其合同义务。如果缺少上述的明确约定，在违约一方仅略迟于约定日期履行时，美国法院一般不愿就此使非违约方解除合同。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需要特殊对待。比如在选择权合同（option contract）的情形，一项期限为30天的选择权在第31天行使即为无效。又如虽然在合同中未明确规定，但合同标的物的特殊用途使合同双方均意识到按时履行的重要性，如一批圣诞礼物的买卖合同的履行就必须在节前履行。
美国U.C.C.在总结了英美国家的判例经验的基础上，明确采纳了预期违约制度。该法典第2-610条不仅肯定了美国判例确立的在明示预期违约情况下非违约方享有的选择救济措施的权利，而且还增加了非违约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而为了准确地判定默示预期违约，U.C.C.第2-609条规定，当一方有合理理由认为对方不能正常履约时，他可以书面形式要求对方提供正常履约的充分保证。如果对方没有在最长不超过30天的合理时间内按当时情况提供履约的充分保证，则构成默示预期违约。由于单纯地预见到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并不意味着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美国法将提供保证作为其他救济手段适用的前提，消除了主观“预见”所带来的随意性，限制了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因而更为合理，值得我国借鉴。
（三）德国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于2002年1月1日生效，是自《德国民法典》问世以来最重大，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新文本第323条是关于双务合同情形法定解除权的特殊规则，它适用于双务合同中一切违反义务的情形，包括不给付、迟延给付和不良给付，且不再限于牵连性主给付义务，亦应适用于从给付义务或者其他附随义务， 其中不良给付情况下的法定解除权是首次被引入到《德国民法典》中，第323条的适用范围显著扩大。该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必须为债务人指定一个适当的后续履行期间，并且期间必须届满未果。这是解除的一个要件；在第2款规定了一些免于指定期间的情形； 第3款规定了以警告代替指定期间的情形；第4款规定了预期违反时的解除；第5款规定在单纯一部给付的情形，债务人原则上只能进行一部解除。只有在债务人对一部给付不具有利益时，其才可以进行总体解除。在不良给付的情形，以违反义务为不显著为限，债权人不得解除合同；第6款规定在债权人应对解除原因承担单独责任、或者承担主要责任时，或者在债权陷于受领迟延时，排除解除的权利。
新文本第324条规定，即使只是违反新法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不涉及给付的附随义务，债权人仍可以解除合同。依新法第324条解除合同，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一、必须为双务合同；二、必须违反新法第241条第2款的保护义务；三、不能够苛求债权人信守合同。但在违反此种义务影响到主给付，并使给付不能依约履行时，适用新法第323条。
新文本第321条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期间届满相对方仍然欠缺给付能力时，先为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此情形上，准用第323条。该条将旧文本中“财产在订约后明显减少” 的不安抗辩权适用前提扩大为“欠缺给付能力”，借鉴了英美法系中的预期违约制度的适用前提，也与第323条所规定的预期违约制度相照应。
新文本第326条第5款规定：“债务人依第275条第1款至第3款不需要给付的，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对于解除，准用第323条，并且无需指定期间。”第275条第1款调整的是所谓“事实不能”，即根本就不能够履行给付的情形；第2款调整的是所谓“事实不能”，即给付虽然在理论上为可能、但却不会为任何理性的债权人所认真期待的情形；第3款则对应由债务人亲自履行给付、即专属给付的情形做出了特别的规定。
（四）CISG
CISG的第49条规定了卖方违约时买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该条第1款列举了买方可以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形：（1）“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2）在卖方不交货时，买方依据第47条规定的程序给了卖方履行的宽期限，而卖方在宽期限内仍不交货或他声明将不交货。类似地，CISG的第64条规定了买方违约时卖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列举了以下两种情形：（1）“买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2）在买方没有按合同规定的日期履行时，卖方依据第63条规定的程序给予买方履行的宽期限，而买方在宽期限内仍不交货或声明将不履行义务，包括不接收货物或不支付货款。另外，CISG的第72条规定了在履行合同日期到来之前，当事人构成预期根本违约的条件，可以解除合同。第73条指出分批交货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其中任何一批货物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宣布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若另一方断定今后各批货物履行也将根本违约，可宣告解除整个合同。
综合以上条款可知，CISG中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分为实际根本违约和预期违约），二是当一方当事人的违约尚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时逾额外期限而不履行。
CISG没有采纳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将条款分为条件和担保的作法，而是通过确立根本违约这一制度，将合同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结合起来，以违约严重性来确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依据CISG第25条的规定，构成根本违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违约的后果使受害人蒙受损害，这里所述的损害(detriment)是广义的，包括了商业利益损失，标的物损坏，商业机会损失等多种情况；第二，“以致于实质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此处所称“实质上”，意味着对当事人重大合同利益的剥夺，因此表明了一种违约后果的严重性；“以致于”则表明违约行为和另一方蒙受的重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违约方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预知会发生根本违约的结果。在这里，CISG为贯彻过错责任原则，采用了主客观标准来确定违约人的故意问题。
CISG规定以上三个必备条件严格限定了根本违约的构成，但有时也限制了非违约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例如，违约人对结果的预知程度在不同的案件中是不同的，倘若违约人对结果的预知很少，甚至根本没有预知，而违约的结果实际上造成重大损害，在此情况下，因为违约方的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则非违约方仍必须受已被严重违反的合同的拘束，尽管合同的履行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也不能解除合同，这显然不妥。本来违约人能否预见，那是一个过错程度问题，不应影响到解除权的实际行使。所以CISG规定的“可预见性”要件，使其不如美国《统一商法典》仅根据具体违约程度来确定是否可解除合同，更有利于保护非违约方。
第72条在预期根本违约时非违约方可宣布解除合同，在执行中更应慎之又慎，既要“明显看出对方当事人将根本违约”，又要履行该条第2款规定的通知程序，否则属不适当地解除合同，导致非违约方可能不仅在履行期到来时应该接受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履约，同时还要承担本身构成根本违约的风险。该条第3款是关于明示预期违约的规定，大致相当于U.C.C.第2-610条的规定。所不同的是CISG仅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要求对方作出保证，而并未如同美国法那样，将其列为其它救济手段的前提，这就可能会导致解约权的滥用。
按照CISG第47条和第63条的规定，对方当事人的迟延履行实际上赋予了非违约方一项选择的权利，从字面意义上讲，他可以不利用宽限期程序，直接宣布解除合同，也可以给出一个宽限期，逾额外期限不履行，再解除合同。而从功能上讲，这两项条款正是为了确定在迟延履行在哪个时间点才构成根本违约，从而确定非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时间。这种宽限期程序使等待履行的非违约方消除了相对方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构成解约权的不确定性，减轻了非违约方可能承担的不当解除的风险。
（五）中国
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法定解除的条件。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 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主要参考了CISG的作法，规定法定解除的条件主要为预期根本违约，实际根本违约以及逾额外期限仍不履行三种情形，采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说法，抛弃了预见性理论主观标准，减少了因此而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现象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
一般而言，预期违约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合同法制度，而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的一项特有制度。我国《合同法》充分借鉴了这两大制度以及CISG行之有效的经验，对预期违约制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也有人认为我国同时规定这两种制度有重复规定之嫌。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混淆了这两种制度。它们虽然相似，但也有显著的区别，如二者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同，依据原因不同，救济方式不同。 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可以使债权人在不同的情形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救济措施，从而加强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另外《德国民法典》新文本也同时规定了这两种制度，从实例的角度说明我国《合同法》这样立法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合同法》将不可抗力单独列出作为一项法定解除的条件。一方面从各国立法看，各国均未将其单独列为一项法定解除的条件。如《德国民法典》新文本仅在第326条第5款的规定在给付障碍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英美法系国家则用合同落空原则解决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问题，确认合同解除。但这种解除不经过当事人的解除行为，而是由法官裁决。CISG规定非违约方仅在不可抗力导致出现公约法定解除的情形下才可以解除合同； 另一方面，法定解除作为一项违约救济措施，其发生的基本条件是违约行为本身，而不是引起该违约行为的具体事由。因此在不可抗力引起一方根本违约或逾额外期限不履行的情形时，非违约方的法定解除权并非源于不可抗力本身而是源于不可抗力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因而无论从各国的通行作法还是从法定解除自身内涵看，均没有必要将不可抗力单独列为法定解除条件之一，我国将其单独列出不利于法定解除立法体系的简洁和明确，容易引起混乱。
从立法结构上看，我国法定解除及其条件被规定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章中，这种安排也是比较独特的。如前所述，合同法定解除根本上是非违约方的一种救济措施，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它与损害赔偿，实际履行等相并列而存在。CISG、PICC、PECL 及U.C.C等均将法定解除规定在违约补救部分。我国的作法实际上是舍本逐末。合同法定解除导致合同终止，但其更重要、更核心的意义在于为非违约方提供了一种救济措施。所以我国应仿效各国通行的作法，将法定解除及其条件规定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或救济措施专章中，这样更符合法定解除的本质，更有利于其在社会经济交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结束语
比较以上各国立法和判例，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法定解除直接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终结的法律后果，所以非违约方仅仅有权在严格的法定条件下宣告解除合同。因此，确定法定解除条件是否成就非常关键。各国均以不同规定确立了具体的法定解除条件。我国统一合同法以“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标准，借鉴CISG的作法，将合同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结合起来确定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较以前三部合同法来讲，已是向前大大迈了一步，但仍显得太笼统，在实践中因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而显得操作性不强，对于具体情形下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往往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又因立法体例的不清晰，使作为一项违约救济措施的法定解除权不能为当事人有效利用。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不同情况下的违约制订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则，通过完善立法结构和相关法律概念，明确合同法定解除条件。这样，一方面可使合同双方预知何种违约行为将导致合同法定解除从而在履约过程中谨慎行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合同的法定解除，达到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使非违约方在合同法定解除条件成就时充分利用法定解除这一救济措施来减少因对方严重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也可以使违约方在条件未成就时，有效地阻却非违约方不当地行使解除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 作者简介：张 松（1977- ），女，西北政法学院2001级国际法学硕士研究生。
1 何宝玉：《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5页。
2 Poussard v. Spiers 1876 1 QBD. 351, 转引自何宝玉：《英国合同法》.
海关总署、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告２００１年第１号
海关总署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海关总署、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告2001年第1号
海关总署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海关总署、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告2001年第1号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外经贸部、公安局、国家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入境检验局、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信息产业部等部门联合开发建设的口岸电子执法系统部分联网应用项目已于2000年12月15日至今年3月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地区进行试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口岸电子执法系统”推广工作的通知》（国办明电〔2001〕12号）要求，口岸电子执法系统计划于今年6月1日前在全国推广。为保证推广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就进出口企业申领入网ＩＣ卡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口岸电子执法系统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借助国家电信公网，将进出口业务信息流、资金流、货物流的电子底帐数据集中存放到一个公共数据中心，使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联网数据核查，企业可以上网办理报关、出口退税、结售汇核销等手续。该系统推广使用后，可为企业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网上服务，以加快报关通关、出口收汇核销、出口退税速度，减少企业奔波劳累之苦，使进出口业务更方便、更快捷，从而大大提高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
二、企业申请使用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必须经过有关管理部门的用户身份认证及资格审查，以保证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在网上开展信息交流和数据交换的安全。为便于企业办理身份认证，海关、外经贸、税务、工商、外汇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将成立口岸电子执法系统企业用户资格联合审查组，在系统推广初期集中1－2周工作时间对企业用户进行身份认证和资格审查，并颁发ＩＣ卡和电子证书。
三、企业办理口岸电子执法系统用户身份认证和资格审查需携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明（副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报关单位登记注册证明》和《报关员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以及外汇核销资格证明等文件资料。
四、办理口岸电子执法系统用户身份认证和资格审查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由当地直属海关商地方外经贸、税务、工商、外汇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确定后对外通知。
特此公告。
2001年3月26日
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的起草与翻译
王春晖
在涉外经贸合作中，一般都需要涉外律师参与谈判、起草文件、提供咨询、进行见证等事宜。作为一名从事涉外工作的律师在进行上述工作时，不仅要有驾驭中文经贸法律文字的能力，而且要有驾驭英文经贸法律文字的能力。本文拟就涉外经贸法律文件起草与翻译的有关事宜分述如下。
一、 经贸法律文件起草与翻译前的准备工作
在国际贸易的交往中，双方通过谈判或函电达成协议后，大都需要另行签订正式的书面文件（合同），以作为某项行为成立的依据。在起草与翻译经贸法律文件前，准备工作是极为重要的。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实践中，时常会发生一些纠纷或索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合同签订或翻译的不妥，是一 个重要的原因。
准备工作是起草和翻译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的必经阶段。周密、充分的准备工作，将预示着一篇合格的经贸法律文件的诞生。既然准备工作如此重要，而不同种类的经贸法律文件又各具特色，很难作出总的概括，这里只能就一般性问题，略述一二。
着手起草与翻译之前，应首先确认准备起草和翻译的是一篇何种内容的经贸法律文件，以便事先熟悉以下有关的专业知识，因为一篇经贸法律文件往往涉及许多方面的知识。如一份《专有技术合同》除包括许可证合同的计价方法、支付方式和合同格式等专业知识外，还设及到技术、经济、贸易、法律等学科。因此，在正式起草和翻译之前，熟悉一下有关部门的专业知识和需要准备的资料或工具书，对有关资料进行有目的的收集与选择是大有益处的。特别是经贸法律文件中词语的要求，是相当严谨和精确的，有时为了排斥歧义的产生，必须保持一种译文。在起草和翻译前，要勤查专业书籍，对每个词语和术语要进行精确地选择，绝不允许文字上有一点的随意性。拿“offer”和“acceptance ”这两个词来讲，普通的英文词典中“offer ”被解释为：“提供、提议、意图；“acceptance ”被解释为“接受、领受、验收”等意思，但在一份商务合同中，“offer”只能译为“要约”，相应的“要约人”是“ offerer”； “acceptance”只能译为“承诺”，相应的“承诺人”就是“ acceptor ”。例如在起草专有技术合同中的计价方法时，经常碰到两种价格，即：“统包价格”和“提成价格”，翻译这两种价格时，一定要弄清其实质含义，绝不可信手拈来。第一种价格，实际上是一种“一次总算”的计价方式，具体做法是把技术转让的一切费用在签约时协商谈妥，然后在合同中明确地列出合同的总价和若干分项价格，故译为“Lumpsum price ”；后一种价格，是一种滑动的计价方式，具体做法是在项目建成投产后，按合同产品的生产数量或净销售额提取一定的百分比费用，作为技术转让的酬金，这种百分比实际上是一种“提成率”，因此，“提成价格”被译为“Royalty price”.
在起草一篇经贸法律文件前，律师还要认真慎重地研究规定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做到：准确、完整、清楚、具体。因为一个贸易合同一经签订，合同各方则必须全面履行，否则纠纷和索赔随之产生。
二、 经贸法律文件起草与翻译的原则
经贸法律文件不同于其他作品，有其独有的功能文体，笔者认为，在起草和翻译经贸法律文件时，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 用语正确
经贸法律文件必须写的正确、译的忠实，因为这类文件都牵涉到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各方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依据。经贸法律文件的用语正确应表现在三个方面：（1）词语正式：经贸法律的词语根据其场合，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正式词语主要用语正式的经贸法律文件中，而非正式词语一般用语报告、报纸、交谈等方面。请看下例条款：“本合同的取消或提前终止，均不影响履行合同10.5条和10.6条规定的义务。”译为:“The obligations contained in Articles 10.5 and 10.6 shall neither be affected by the liquidation of the contract nor by a premature termination of the same ”这个条款中的“取消”用了“Liquidation ”；“终止”用了“termination ”，都属于“正式词语”，相反，“ cancel ”（取消）和“end ”（终止）就属于“非正式词语”。（2）叙述正确：经贸法律文件属于庄严性文件，叙述时一定要正确，做到内容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使语言具有真实可信的小规模，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总要求另一方当事人提供标的物的样品，并同时询问，“所供货物是否与样品完全相同”，如果另一方答复“The goods supplied are exactly equal to the sample” 那就有点不符合实际了，因为凭样品样品成交货物，一般不可能绝对完全一样，答复的一方最好改写为“The sample represents as nearly as possible what we can supply” 这样一来就显得比较客观，也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数字、日期、货币单位、度量衡单位一定要正确；这类词语如有错误，将回产生严重后果。比如说，把$85,000 写成了$95，000就要相差一万美元（注：在$前应加U S 写成U S $ ….，因为使用$的国家除美国外，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塞俄比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看一段时间的表达，“从4月1日起到10月20日止这一期间”，英译成“during the period beginning on April, 1 and ending on October, 20。”这段其间应包括4月1日和10月20日这两天，所以，应补“both dates inclusive”，再如，在国际贸易交易中，数量是执行合同的重要标志，卖方所交数量的多少，不仅涉及收汇的多少，而且依据其他贸易条件的规定，可能会因多交或少交货物而造成整批货物的拒付、拒收，使一方蒙受损失。因此，贸易合同中应明确规定计量单位和数量。即使合同中的数量不能准确地表示，也不能草草地写成：“about tons”,因为这是一个含糊的概念，“about”的范围是多少，各国的习惯解释都是不尽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采用“溢短装条款”的办法，如合同规定货物数量可以允许“溢短装3%”，“译成:“Quantity: 3%more or less allowed”，目前，联合国建议的计量单位是:Number用于活动物、车辆、飞机、机器等；Dozen用于禽蛋、衬衫；Square metre用于纺织品类；Metre用于纤维类；Ton用于粮食、矿产品类；Carat用于钻石等。（3）术语准确：在涉外经贸法律文件中有很多专门的术语，按照《INCOTERMS 1990》共有十三种，可分为四个组别：即“E”组（EXW）；“F”组（FCA、FAS、FOB）；“C”组（CFR、CIF、CPT、CIP）；“D”组（DAF、DES、DEQ、DDU、DDP），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应特别谨慎，因为在这些术语中，增加一个字母或改变一个字母就会产生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么，双方所承担的责任也就完全不同了。如CIF是指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意思是“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而CIP则是指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 , 意思是“运费保险费付至（指定目的地）”。有时，同一个术语在不同的国家却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必须严加注意，以免发生纠纷，以国际贸易中使用最广的FOB这个术语为例，按照《INCOTERMS 1990》 FOB的含义是：“卖方在指定的装运港将货物装上船越过船舷后，卖方既履行了交货义务”，但是，在巴西对FOB的解释与FAS（Free alongside Ship）相同，意思是“卖方只负责将货物运到船边”，一般是在距离船身的300英尺内，不过FAS这三个字母，在集装箱运输中又有与上述完全不同的含义，它表示：“Free Arrival Station”，意思是“集装箱到达站交货”，美国对FOB这个术语也有不同于一般的解释，如美国的《对外贸易定义》对6种FOB术语的解释中有的可以使用“内陆工厂交货”，有的可以使用与“火车交货”，所以对美国使用FOB这个术语时，后面必须加上“vessel”，写成“FOB vessel”（船上交货）以区别与其他运输工具，如果只写“FOB”，那么卖方就可以在装运地的任何地点交货，而不负责把货物交到装运地的港口船上。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术语虽然只有几个字母，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了合同的全部交易条款，因此，准确地运用专用术语来明确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的责任，是非常必要的。
（二）、完整规范
经贸法律文件要求用词规范、内容完整，符合约定俗成的含义，不能允许文字上的随意性，起草时应力求保持其内容的完整性。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都要提出全部的问题或要求，例如，在报盘时，要向买方提出全部的交易条件，包括商品名称、数量、规格、价格、交货期、支付条件等，尤其是在报“实盘”时，更应全面完整，因为这种报盘一经买方在有效期内无保留地接受，交易即告成立，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如果不完整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纠纷。请看一份以电传形式达成的协议：“蝴蝶牌手提式缝纫机，200台，CIF 港口名称，每台250元，不可撤消即期信用证付款，立即装船，1月30日复到有效”，英译为：“COMMODITY BUTTERFLY BRAND PORTABLE SEWING MACHINES 200 Pcs RMB 250 EACH CIF IRREVOCABLE SIGHT LC PROMPT SHIPMENT VALID SUBJECT REPLY HERE 30/1”，电文中的sight LC = sight letter of credit (即期信用证),“立即装船”译为：“prompt shipment”一般指自开证行开证之日起30 天内装运，“１月30日复到有效”写成“valid subject reply here 30/1”, 这个短语中的“reply here” 中的“here”绝不能漏掉，如果写成“reply 30/1”, 那通常指１月30日发出，而用了一个“here” 则指1月30日我方收到复电，也就是讲，用一个“here”，把实际复电提前了几天，以上这份电文的起草就很完整规范，向买方提出了完整的交易条件，商品名称、数量、价格、复到日期支付条件都包括在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电传定约这种形式。通过电传定约，往往十分简练，同时夹杂许多特有的缩写，很可能导致语意不清，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就更要求“规范完整”。不过，通过数据电文定约，对方当事人一般要求签订成交确认书(sales confirmation),以签订确认书为合同成立。
（三）、清楚具体
由于经贸法律文件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有时汉英两种语言出入很大，译文容易艰涩难懂，所以，在忠实原文的情况下，尽量使英文清楚、具体、使人看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清楚具体”，首先要求起草文件是，使全文的条理清楚具体，不能有任何模糊和抽象的概念存在，翻译时应尽量摆脱受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多注意两种语言的差异，绝对避免错译现象。（注：在有些情况下，对协议条款的解释有分歧时，是以英文为准的），现举几个不当例子分析如下：
例一：我们已收到你方支票，谢谢，该笔款项已汇入你帐户贷方。
英译：“We have received with thanks your check。The amount has been placed to your credit”.
这是一个我方收到对方支票的一种确认函，在这个句子中，起码有三个问题没有讲清楚，（1）没有支票号码；（2）金额不具体；（3）款项用途不明，此句最好改写为：“收到你方第00968号支票一张，金额计80美元，用以支付我方佣金，谢谢，该笔款项已计入你方帐户贷方”，英译为：“We have received with thanks your check No.00968 for U.S $80, in payment of our commission, The amount has been placed to your credit”.
例二：合营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转让，应有董事会一致通过后，并报原审批机构批准，向原登记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英译：“Any increase, decrease and transference of 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the Joint Venture Company have to be agre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reported to the original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authority for approval.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for changes have to be dealt with at the original registration office”.
这个条款中明显有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即：“合营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合营企业在合营期内不得减少其注册资本，因为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是合营各方认缴出资额之和，是企业公开向社会承担民事责任的保证。如果允许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减少其注册资本，当其实有资本已大大少于其登记注册的资本时，由于各合营者对企业只承担有限责任，势必危及与打交道的第三者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在起草中外合资经营合同时，绝对不得订有直接或间接减少注册资本的条款，固这个条款中的“减少”应删掉，另外，这个条款的英译文也有几处不妥：（1）“转让”一词译为“transference”不妥，“transference”一般用语表示“转让”专有技术的使用权，这里是指对合营公司注册资本的“转让”应译为：“assignment”；（2）译文条款中的两个助动词“have to ”，应改为“shall”，在经贸法律文件中，无论何种人称作主语，只要是表示义务或规定，就应选用“shall+V”结构作谓语；（3）“由….一致通过”应改译为：“to be approved by…”, 意指“to be officially agreed to”，表示是一种“权威性的”。（4）“报….批准”，原译为“to be reported to …for approval”，显得太随便，也不象“行话”，应改译为：“to be submitted to …for approval”.
例三：梨罐头质量必须是市场上最好的
英译：：“Quality for canned pear shall be the very best on the market”.
这个条款订得太笼统含糊，什么是质量最好的？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像这样的品质条款在合同的履行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纠纷，在国际贸易合同中，商品的质量、标准、规格、数量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双方权利义务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起草这样的文件时，必须明确规定商品的品质，以及品质出现问题的处理办法。以上这个条款应改写为：“梨罐头质量必须达到标准，次等品质在总数量5%内者，以减价5%为条件，买方应接受”，这样一来使人看后，无论在商品质量上还是在处理方法上，既具体且清楚，英译为：“Quality shall be in accord with standard for canned pear and buyer shall accept second quality up to five percent of the total quantity with an allowance of five percent”。译文中的“5%内”应包括5%，固译为：“up to 5%”；“allowance”在经贸英文中表示“money taken off the cost of goods”
目前，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常用来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主要有：（1）sales by sample（凭样品确定品质）；（2） sales by Specification, Grade or Standard（凭规格、等级或标准确定品质）；（3）Sales by Brand or Trade Mark（凭牌号或商标确定品质）；（4）sales by description （凭说明书确定品质），在起草文件时，用那一种方法，视情况而定。
在起草和翻译经贸法律文件时，要达到“清楚具体”的效果，应从三个方面考虑：（1）避免使用意义含糊的词；如：“Fluctuation in the freight after the date of sale shall be for the buyer’s account”，这个句子的意思是，货物售出之日后，运费的“波动”，将由买方负担，在实践中，运费的波动是不固定的，有上有下，这不是买方所能负担的，所以“fluctuation”是一个含糊的词，全句应改写为：“Any increase in freight after the date of sale shall be for the buyer’s account”,（2）注意句子前后的对应一致；如“Written in English, in two originals, each party hold one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s”，这个句子的前后就不一致，应改为：“This contract is written in English, in two originals, one of which is held by each party”,（3）正确处理修饰语的位置，经贸法律文件中的句子往往繁复，为了使句子精确，经常需使用修饰成分，实践中，修饰成分运用起来比主要成分更难些，其位置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含意，请看下面的句子：“收到的货物是包装在没有铁腰子的木箱里，包装与包装指示不符”，英译：“The goods we received contrary to our instructions are packed in wooden cases without iron hoops”,这个英译文给人的感觉是：“我们收到与我们指示相反的货物是包装在没有铁腰子的木箱里”，句中的形容词短语“contrary to our instruction”的位置应放在这句的句尾，才能体现原文的含义，译成：“The goods we received are packed in wooden cases without iron hoops contrary to our instructions”。
三、 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的审校
审校工作是起草和翻译经贸法律文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这一步骤若完成不好,有可能影响到全局，笔者认为，审校工作最好采用个人负责与专家审校相结合的原则，作为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的审校者，应该是有丰富实践经验，广泛专业知识和坚实英文基础的涉外经济律师或专家，一份经贸法律文件起草、翻译完毕后，主要任务就是做最后严格的审校工作，务求做到万无一失，有时在文件打印出以后，还会发现有印刷错误，因此，作为一名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的审校者一定要有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精神，下面以一份经贸合同为例，就其主要条款的审校讨论如下：
A． 品质条块的审校
在审校品质条款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审查各种表示品质的方法是否正确.例如，凡能用科学的指标说明其质量的商品，则适合“sales by specification grade or standard”（凭规格等级或标准买卖），如成分、含量、色泽、比重、密度、光度、性能若干等级。（2）审查对品质的要求是否切合实际、品质条款的规定要体 现平等互利的原则，起草的条款要切合实际，对品质的要求既不偏高也不偏低。
B． 数量条款的审校
数量条款审校的重点是数量、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具体应注意下列事项：（1）审校数量的规定是否明确具体。数量条款一定要明确具体，不要使用诸如“about”等笼统含糊的字眼，以免引起争议。（2）审校计量方法是否准确，目前，在国际经贸中，主要的计量方法有a. Gross Weight （毛重）b.Net Weight（净重）c. Conditional Weight（公量）d. Theoretical Weight（理论重量）：其中，皮重的计算方法有4种：Actual Tare（实际皮重）、Average Tare（平均皮重）、 Customary Tare（习惯皮重）和 Computed Tare（约定皮重），具体运用那一种计量方法，一定要定性准确，（3）审校交货数量是否有机动幅度。在实践中，卖方实际交货的数量往往难以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数量，尤其在某些大宗商品的交易中，为了避免引起纠纷，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最好规定一个机动幅度，如规定：“5% more or less at seller’s/buyer’s option”。（卖方/买方可以溢短装货5%）
C.价格条款的审校
在国际贸易中，价格是贸易合同的中心，在审查价格条款时，首先应注意商品的单位和总金额所使用的货币是否一致；其次还要注意商品价格中是否包含“佣金”(commission),由于国际上对佣金的使用有明的，也有暗的；如果是明的，就应明确规定：The price include 5% commission on FOB basis （ FOB价，包括5%佣金），如果是暗的，在合同中应明确规定为Net price （净价），写成 Price shall be FOB net in U.S dollar without the buyer’s commission unless otherwise stipulated or agreed on between both parties （价格以美元FOB净价计算，不包括买方佣金，双方另有规定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