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江西省集体矿山企业、私营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管理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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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厦门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的决定


（2006年8月4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厦门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进行了审查，认为其内容与上位法没有抵触，决定予以批准，由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施行。


　　厦门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

(2006年5月31日厦门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6年8月4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保障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和其他用水，促进城市供水事业的发展，建设节水型城市，根据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供水节水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　城市供水实行开发水源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相结合，保障供水与保证水质并重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城市供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广泛开展节约用水宣传教育，大力推行节水措施，鼓励和支持节水科学技术研究，推广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
　　第五条　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供水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供水行政管理工作。
　　市节约用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节水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节水管理工作。
　　规划、建设、水利、环保、卫生、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行政管理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城市供水用水和节水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水利行政管理部门、市供水主管部门、市节水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水资源规划，组织编制本市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城市供水专项规划、城市节约用水专项规划，经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综合协调，报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后由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七条　城市供水经营项目依法实施特许经营制度。
　　市人民政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将一定范围和期限内城市供水的特许经营权授予符合条件的城市供水企业。
　　市供水主管部门负责城市供水特许经营的具体实施工作，并对特许经营企业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市供水安全保障体系、紧急状态管制机制和供水应急预案，确保城市供水安全。
　　第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规划和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不得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污染水质的活动。饮用水水源的水质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
　　第二章　供水工程建设与设施维护
　　第十条　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市供水专项规划，编制城市供水工程年度建设计划。
　　获得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在特许经营范围和期限内，应当依据城市供水工程年度建设计划建设城市供水工程。
　　在公共自来水管道无法供水的偏远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设专门的供水设施保障居民使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自来水。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对供水水压要求超过规定的公共供水水压标准时，应当建设二次供水工程。
　　二次供水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卫生监督机构和城市供水企业进行检验，检验合格的，城市供水企业方可供水。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对蓄水设施每六个月至少进行一次的清洗消毒，经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并由管理单位向业主公示检验结果。
　　二次供水的其他规定，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危害城市供水安全的行为：
　　（一）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地面和地下的安全保护范围内，擅自挖坑取土或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
　　（二）占用、损害或者擅自移动、启闭、拆除、加装、迁移、改装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
　　（三）向城市公共供水设施排放污水，倾倒废渣、垃圾的；
　　（四）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的；
　　（五）在供水输配管网上直接装泵抽水的；
　　（六）其他损害城市公共供水设施或者危害城市供水安全的。
　　第十三条　因城市建设确需改装、拆除、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与城市供水企业商定方案，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四条　新建住宅的供水设施应当按照“水表出户、一户一表”的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
　　尚未实行“水表出户、一户一表”的，应当逐步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用户自建的自贸易结算水表至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取水口的供水设施（含贸易结算水表），经验收合格后应当移交给城市供水企业统一管理，维护和更新费用由供水企业负担。
　　第十六条　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出现故障时，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在接到报告后两小时内到场进行抢修，公安、交通、市政园林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物业管理企业等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与配合。
　　居民住宅室外的供水设施发生故障时，由供水企业负责维修并承担相关费用。室内的供水设施发生故障时，用户可以要求城市供水企业进行抢修，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及时抢修，并可收取合理费用。
　　第十七条　消防用水采用专用取水设施，消防用水不得用于非消防用途。
　　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擅自开启和使用消火栓。
　　市政消火栓的维护经费及其消防用水水费由市财政按年进行结算。其他消火栓由产权单位负责维护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市政、园林和环境卫生等作业单位的用水要求，设置专用供水设施，安装计量水表。用水单位应当向城市供水企业缴纳水费。
　　第三章　供水与用水
　　第十九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其他水源地发生突发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饮用水水源水体污染的，有关责任单位或个人必须采取应急措施，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在一小时内报告环保行政管理部门，接受调查处理。环保行政管理部门获知后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发布通告，并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程度的加重，减轻其危害。
　　第二十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保障不间断供水。由于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暂时停止供水的，城市供水企业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用户；连续八小时以上停止供水的，还应当先经市供水主管部门批准。因发生灾害或紧急事故停止供水，不能提前通知的，城市供水企业应当立即组织抢修，同时通知用户，并向市供水主管部门报告。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制定企业供水应急预案，落实应急保障措施。停止供水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的，城市供水企业应当采取临时供水措施。
　　因水资源紧缺、发生灾害或紧急事故无法满足正常供水时，市供水主管部门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单位用户发出限制用水指令；必要时，也可以向居民用户发出限制用水指令。发出限制用水指令，应当向用户说明真实原因。
　　第二十一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水压检测制度，保证自来水供水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水压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供水企业供水水质、水压进行监测，并定期在主要媒体公布水质情况。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职责定期对供水企业的供水水质进行监督检查。
　　用户认为水质达不到规定标准，可以向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因城市供水企业的原因给用户造成损害的，城市供水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新增用户和要求增加供水容量的用户，应当向城市供水企业提出用水申请。城市供水企业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暂时不具备供水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用户改变用水类别、变更户名的，应当向城市供水企业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予以变更，不能变更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城市供水企业未依照本条前两款规定作出书面答复，或者用户对答复不满意的，用户可以向市供水主管部门投诉。
　　第二十三条　确定城市供水价格，应当遵循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并实行听证制度和公告制度。
　　城市供水价格由供水成本、费用、税金、利润构成。居民基本生活用水水价按照保本的原则确定。
　　供水成本和费用由城市供水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算，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城市供水企业的利润率由市价格行政管理部门征求市供水主管部门意见后，结合本市实际情况按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十四条　城市供水价格实行分类水价。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非居民生活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水价。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将收取的非居民生活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部分全额缴入财政设立的专户，专项用于发展本市节水事业。
　　第二十五条　符合国家、省规定条件的，城市供水企业可以向市价格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调价申请。
　　城市供水价格调价周期不得少于二年。
　　第二十六条　市价格行政管理部门在对城市供水企业调价申请审核中，应当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用户的意见，合理拟订调整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施。
　　第二十七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定期抄录用户贸易结算水表并按实际用水量、用水类别与用户结算水费。
　　第二十八条　用户水费按照不同的用水类别分别装表计量。因用户的原因未分别装表计量的，按最高类别水价结算；因城市供水企业的原因未分别装表计量的，按最低类别水价结算；因技术等客观原因无法实行分别装表计量的，由城市供水企业和用户双方进行协商计价，协商不成的按不同的用水水费的加权平均价收取水费。
　　第二十九条　用户应当按实际用水量和规定的时间交纳水费。未按期交纳水费的，城市供水企业可向用户发出水费催交通知。用户对水费有异议的可自接到水费催交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城市供水企业提出，城市供水企业应当进行核实并在七日内书面答复用户。城市供水企业不答复或用户对答复不满意的，用户可以向市供水主管部门投诉。
　　用户在接到水费催交通知后超过六十日无正当理由仍未交纳水费的，城市供水企业报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可暂时停止供水。暂时停止供水的，城市供水企业应当提前通知用户。用户按规定交纳水费和违约金后，城市供水企业应当立即恢复供水。
　　第三十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建立投诉、查询专线和投诉处理机制，发布经营服务信息，接受公众监督。
　　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供水企业的服务监督，建立投诉处理和社会监督制度。
　　第四章　节约用水
　　第三十一条　市节水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节约用水专项规划、行业用水定额，对计划用水单位实行年度用水计划指标管理。
　　第三十二条　行业用水定额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标准。
　　尚未制定标准的，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市节水主管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行业用水定额在水量平衡测试确定的合理用水水平基础上编制，并根据用水需求变化、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情况定期修订。
　　第三十三条　市节水主管部门根据用户的用水量确定计划用水单位并公布。
　　市节水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市供水能力、用水单位的实际用水水平、行业用水定额，于每年度十二月向计划用水单位下达下年度的用水计划指标，并按月考核。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将计划用水单位的实际用水量按月报市节水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四条　计划用水单位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增加用水计划指标：
　　（一）水的重复利用率、用水单耗达到规定的行业指标；
　　（二）生产经营规模扩大等发展需要；
　　（三）按规定开展水量平衡测试工作。
　　市节水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做出决定，符合条件的，重新核定用水计划指标，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三十五条　月用水量在三千吨以上的计划用水单位，应当每三年开展一次水量平衡测试工作。
　　第三十六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加强对城市供水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使用防渗漏的设备、材料，采取防渗、防漏措施，降低渗漏率，漏损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第三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安装节水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三十八条　依法必须实行施工许可证管理的公共与民用建筑（含装饰装修）工程，安装使用的生活用水器具，应当符合国家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标准。
　　第三十九条　市节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节水型工艺、设备、器具名录，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禁止生产、销售和生产经营中使用依法明令淘汰的耗水量高的工艺、设备和产品。
　　第四十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对污水、再生水、海水以及雨水等的开发、利用，促进再生水利用管网和配套设施的建设。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应当按照城市节约用水专项规划的范围配套建设再生水回用设施。
　　已具备再生水使用条件的区域，城市园林绿化、环境卫生、景观设施、洗车等用水应当使用再生水。
　　第四十一条　在城市节约用水专项规划确定的范围内，具备海水或者再生水利用条件的宾馆、旅馆、饭店、度假村和住宅小区、工业区等，应当按照规划配套建设海水或者再生水利用设施。
　　第四十二条　以水为主要原料生产饮料、饮用水等产品的，原料水的利用率不得低于国家有关标准；生产后的尾水应当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从事洗浴、游泳、水上娱乐等业务的，应当安装使用节水设施。
　　从事洗车业务的，应当采用低耗水洗车、循环用水洗车设备或者经处理的废水洗车设施设备。
　　第四十三条　居民应当节约用水。鼓励居民循环用水和使用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第四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落实财政补助、费用减免、计划用水指标管理、表彰奖励等政策措施，建立有效节水激励机制。
　　市节水主管部门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一）计划用水单位实际用水量连续二年以上低于行业用水定额的；
　　（二）城市供水企业供水损耗低于国家标准的；
　　（三）在污水、再生水回用和海水利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四）在研究推广节约用水技术、工艺、设备、器具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五）在节约用水宣传、管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六）对严重浪费用水和擅自取水行为予以举报和制止，经查证属实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城市供水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供水水质、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
　　（二）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三）未按照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者在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的。
　　未制定供水应急预案，或者未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未对蓄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或者未经检测单位检验合格投入使用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二）、（六）项规定，损害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四）项规定，危害城市供水安全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在供水输配管网上直接装泵取水的，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变更用水性质的，或者盗用城市供水的，应按实际的用水性质和用水量补交水费，处以应交水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已具备再生水使用条件的区域，城市园林绿化、环境卫生、景观设施、洗车等用水不使用再生水的；
　　（二）以水为主要原料生产饮料、饮用水等产品的，生产后的尾水未回收利用直接排放的；
　　（三）从事洗浴、游泳、水上娱乐等业务不安装使用节水设施的；
　　（四）从事洗车业务不采用低耗水洗车、循环用水洗车设备或者经处理的废水洗车设施设备的；
　　（五）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开展水量平衡测试工作的。
　　第四十八条　市供水主管部门、市节水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贸易结算水表是指用户与城市供水企业之间作为结算依据的水表。
　　第五十条　由城市供水企业供水的农村供水节水及其相关管理活动，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论公共行政的现代化
（黄国钧 18001614@163.com 13508988576）
引 言
公共行政现代化，是指为使我国公共行政制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按照特定的理想模式对公共行政的构成要素进行理性化改造，使公共行政制度越来越接近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①。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所谓公共行政现代化就是法治政府，这个法治不是（由某个统治者）依法而治，而是由法律来统治。
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后通过政府广泛干预而使经济得以恢复并走向繁荣，如苏联建国后通过全面的政府计划经济使之由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工业国以及我国在五十年代通过政府对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干预而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甚至干预人们私生活的种种职能，使人们“从摇篮到坟墓”都依赖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逐步演变成“行政国家”、“全能政府”。②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是人们在“市场失灵”后对“公共物品”（包括抑制垄断、防止不正当竞争，调节社会收入分配，防止贫富过分两极分化，解决工人失业、环境污染、信息不对称等“外部性”、“内部性”问题）需求大量增加后，人们为满足此种需求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出来的一种奇特之物。此种奇特之物一经制造出来，确实给人们神奇般地生产和提供了各种各样所需要的“公共物品”，但是，其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也魔术般生产出各种各样人们
①高加伟，吴小龙：《论公共行政的现代化》，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P9②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30 日）
所不愿看到的副产品。而且，行政国家、全能政府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展，以致于其有完全演变成一个社会毒瘤的趋势。这种现象即为政府的异化，亦称“政府失灵”.其主要表现在：(1)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威胁。行政权过于强大，如果没有同样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它必然形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威胁：使议会（或代表大会）徒具形式，使法院听命于政府，使人民对行政官员心存畏惧。（2）腐败和滥用权力。行政权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如金钱、财物，甚至美色）。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但却以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行政权的滥用和腐败，有时可以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成洪杰案、赖昌
星案、某省省委书记案等等，无不令人发指。（3）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是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的生动写照。（4）人、财、物资源的大量浪费。机构重置，重复建设，编制臃肿，都增加了国家财政开支，而这些开支及人员，原本可以用来发展经济，搞国家建设的，现在却“内耗”而“耗”掉了。（5）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退化。行政国家往往与计划经济制度和福利国家相联系。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均不利于培养和激励人的竞争精神和创新能力。这是行政国家异化的另一种表现。
自从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到和认识到这种危险。于是许多国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
①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30 日）
转化行政权，限制和缩减行政的“疆域”。这样，到二十世纪后期，大多数“行政国家”陆续逐步过渡到“有限政府”。这种过渡的一般途径是：（1）转变和缩减政府职能，限制行政权。（2）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3）加强社会自治，转化行政权。①
就我国而言，自八十年代以来，公民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和国家行政权力社会化一直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在发展和推进。其主要的形式和途径有下述诸种：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授权非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行政机关委托非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社会公共组织根据内部章程行使公共权力。
社会公行政与国家行政同属公共行政，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公民逐步广泛参与公共行政，不仅促进了国家行政的民主化，而且导致了国家行政权逐步向社会转移和社会公行政，即公民自治的范围逐步增大。而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行政，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因此，在现代社会，在中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还要从以下方面做起：
一 改进党的领导
在中国，公共行政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首先必须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利于公共行政现代化的进行。而如何改进党的领导呢？笔者以为，要从以下几点做起：
首先，党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明确的，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也是不容置疑的。在处理党政分离的问题上，党的一贯政策是，实施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通过国家机关党组织的作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不包办政府机关的具体业务。既不能以党代法，也不能忽视党的领导。《宪法》第5条第5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共产党也不例外。我们要理顺党政关系，做到党要管党，党政分离，克服党政不分的弊病。正确处理党控制政府还是法控制政府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党管政府，但党和政府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最根本的问题。目前我国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党代替法规范政府的不正常现象。
其次就是贪污腐败问题。我国党和政府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可是贪污腐败现象还是屡见不鲜。有人说过，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因此，构筑“阳光政府”是反腐的一项措施。
另外还有党的作风问题。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党的形象至关重要。而这些又通过党的作风体现出来，所以，要改善党的作风。
总之，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建设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法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 新行政管理手段
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现代行政管理手段的权力性、强制性色彩减弱了，淡化了，而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民主、协商的品格，体现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合作的精神。这种新的品格和精神既在变革后的传统管理手段中得到反映（如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中增加听取相对人陈述意见和举行听证的程序，在行政征收、行政强制中增加事前告知程序为相对人提供申辩的机会，等等），更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新出现，新发展的许多新管理手段①中得到体现。这些新管理手段主要有下述四种：
（1）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管理一种使用频率很高的手段。行政机关通过发布各种政策文件、纲要、指南或通过直接向相对人提供建议、劝告、咨询等，引导相对人作出某种行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发展哪些领域、事业，或抑制哪些领域、事业等。在许多场合，人们相信行政指导，自愿接受行政指导，行政指导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它也有不足，一旦行政指导错误或失当，导致相对人利益重大损失，行政机关却可以以其行为属于“指导”而非强制为由而不负责任。在新世
纪，各国行政法无疑将会对行政指导进一步在制度上予以完善，行政指导将不再是完全自由裁量的事实行为，而是应受一定法律规范约束的法律性行为（亦非完全的法律行为）。
（2）行政合同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运用行政合同手段实现其管理职能。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并非能适用于所有行政领域和所有行政管理事项。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许多涉及重要
①这些管理手段有的也许产生于更早的时期，但是真正在行政管理中得到较广泛运用，从而得到较大发展则还是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见姜明安 《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30 日）

国家和公共利益的领域，一般都不适用行政合同。而且，在可能适用行政合同的领域，法律对行政合同手段的运用亦应加以严格的规范和控制，如合同的缔结在可能的条件下，应采用招标、投标的方式。否则，这一管理方式也极易导致腐败和权力滥用。
（3）行政奖励
行政奖励是行政机关运用精神和物质激励的方式引导行政相对人作出某种行为，以促成一定行政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手段，它是传统管理手段的补充，而非代替传统手段。
（4）行政给付
行政给付主要是“福利国家”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手段，即行政机关通过给特定行政相对人发放抚恤金、救济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最低生活补贴等，以维持处在年老、贫穷、失业和其他困难情景下的相对人的基本生活，并进而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上述行政管理手段的变迁，无论是传统手段内容和程序的变革，还是新的手段的产生和形成，都还只限于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的领域，至于在行政权力社会化情形下，非国家的社会公共体行使特定行政职权，实施一定范围、一定领域的行政管理，其行政手段则更为多样化，更体现了权力弱化和与相对人的协商、合作精神。
三 以法治代替人治
------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
在法治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我国不少地方老百姓在利益受到行政机关损害后不是去法院寻求保护而是去“上访”。为什么呢？是他们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去法院，还是法律保护不了他们呢？
事实上，他们也曾提起诉讼，就象本文后面所提到的“养猪大王”刘定国案及河北一农民用四十头猪打赢一头猪的官司案。要么是漫长的诉讼，要么是“法院打白条”（判决得不到执行），为什么呢？执行难，难在哪里？行政权力过大，得不到有效控制，实际上，大部分行政案件的审理、判决和执行是令法院最为头疼的事。审理、判决难，更难的是，如果行政机关不主动执行判决，如何去“执行政府”？政府掌握着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等许多命脉，执行政府，无疑于“老虎头上抓虱子”。另外，从“上访”字面含义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不平等方式，其中含有浓厚的人治味道。至今仍然存在的“清官效应”就是最好的人治思想残余的明证。
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所谓公共行政现代化就是法治，这个法治不是（由某个统治者）依法而治，而是由法律来统治。应对政府行政权力实行有效的法律控制。
行政权力在今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已被打破，行政机关不仅扩大了自己传统的权力阵地，还逐渐享有过去所难以想象的行政立法权，行政司法权，其权力行使的手段和方式也更加复杂多样。和立法权，司法权相比，今天的行政权力已变得

前所未有的强大。①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弱小到强大的演化历程。行政权力的这种不断扩张的趋势，是其最为典型的外部特征之一。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容易导致如下后果：首先，行政权力的扩张与其运行方式的灵活，外部范围的不确定性相结合极易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力的侵害。其次，行政权力的扩张易于造成行政专制，独裁。再次，权力与腐败具有共生性，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更是为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昭示世人：“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的范围的扩张为这种权力的交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行政权力的行使自由度的不断增加则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腐败已成了附在行政权力肌体上难以清除的恶瘤。如铁岭中院2月9日开审盘锦“涉黑案”。尽管黑白不分、官匪合流已成为一些地方黑社会犯罪的特征，学者们称之为一钟“西西里化”的陷阱。但像此案34名被告就有22名公安干警，包括作为头目的分局副局长和派出所所长两名，还是很鲜见的。况且罪恶就是罪恶，不因为它已泛滥就不再骇人听闻。②
要防止黑白颠倒，就必须从“法制”走向“法治”，也就是从对付黑猫走向制衡白猫。“法治”是源自英国的一种传统，它的基本意思是法律必须具有一种根本的精神。法律凭这种精神来区分黑白，来统治一
① 湛中乐：《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18日）② 王怡：《把白猫和黑猫分开》（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3月15日）

个国家。既统治国家的公民，也统治国家本身。
行政权力的扩张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要求。尤其在我国目前这种特殊时期，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社会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对社会公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注重效益的同时必须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合法，良好的行政权力运行状态将有助于树立政府守法，廉洁，高效的形象，并因此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