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部关于发布水路原油运输保障应急预案等3个预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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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局限与完善
2001年4月修改后的《婚姻法》较完整地确立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但是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仍存在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正是这些局限和不足，不利于法律保护夫妻和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不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假离婚、真逃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出具体的说明或解释，以便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正确适用
一、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是未制定合理限制。
民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新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立法陈述是选择了一种封闭式立法模式，认为其已明确地提出三种夫妻财产制度即一般共同制、分别财产制、限定共同制供婚姻当事人选择约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夫妻财产约定才有效，夫妻财产约定若以法律明文允许以外的夫妻财产制为对象，财产约定无效，当事人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而法律实务界普通认为，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制立法仍然是一种开放式立法模式，婚姻当事人仍然可以对其财产约定内容进行自由选择，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公共利益、公序良俗，该约定就应认定为有效。对同一法条、同一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在理解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立法对此没有作出进一步明确的界定，长期下去，在实践操作中势必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二、夫妻财产约定何时生效问题没有作明确规定。
夫妻财产契约，是婚姻契约的从契约；夫妻订立财产所有关系的契约，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缔结夫妻关系的婚姻契约，婚姻契约经国家审查批准生效，附随于婚姻契约成立的夫妻财产契约才能生效。婚姻依法成立以后的夫妻财产契约，由于婚姻契约已经生效，当然可以附随生效；而婚前财产契约则只能在婚姻契约生效时生效。
三、夫妻财产契约应为可变更或可撤销。
一些国家规定在夫妻约定财产以后，不得变更或撤销。夫妻财产约定既为契约性质，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我国立法没有这种规定，原则上应准许变更或撤销，但又没有规定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夫妻财产契约在订立生效后可以变更或撤销，但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没有变更或撤销的一致意思表示，夫妻财产契约不能变更或撤销，继续发生效力。
四、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没有解决公示问题，这对约定当事人财产权益保障不力。
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另一方的正当财产权益。就选择何种程序来满足公示要求，我个人认为，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有效性问题，然后由婚姻登记部门在结婚登记时一并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可供人们随时查询，而查询范围应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公众，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查询到某人是否有财产约定及登记地；对利害关系人，在提供利害关系证明后，方可查阅具体约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登记对抗第三人，不登记，只发生对内效力，不发生对外效力。
五、是否允许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进行约定，立法也应予以完善。
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并不是只为可能发生离婚作准备的，夫妻财产约定不应理解为是一种“保险”，而应该是为婚姻的美满稳定服务的。因此，法律不应该仅仅解决离婚时，约定财产归属问题，而应该同时涉及到夫妻在存读期间对其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处分权是否可以约定以及如何约定等法律内容。例如，夫妻双方约定等生活消耗物，所有权仍为共同共有。这种约定即为各自工资使用的约定。
夫妻财产约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而对公证人员而言，应增强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法学修养，准确地把握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立法精神，提高专业化法律服务能力。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 亮

【中文摘要】：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在于保障人权，促进法官公平审判，现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司法准则。司法中由无罪推定原则又衍生出了疑罪从无规则、控方举证责任承担规则、沉默权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四种司法规则来保障实施。目前我国立法一方面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明确规定由法院来行使审判权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并在其判决前，不得将任何人当作犯罪人来对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了明确的规定来保障，且对疑罪从无有比较明确和详细的规定，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彻底贯彻该原则，主要体现在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人民法院的确立有罪权受到侵犯，没有彻底禁止非法收集的证据的运用，为了完善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应当确定无罪推定原则的宪法地位，调整刑事诉讼法中与无罪推定原则不相符的条款：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沉默权、健全证据使用规则、进一步明确疑罪从无的处理规则。

　　【中文关键词】：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举证责任、沉默权、非法证据

　　【引言】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然而在我国大大小小得公安机关的审讯室里，最醒目得莫过于墙上的那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对接受审讯的犯罪嫌疑人的一种警示，让他们坦白，不要抗拒。坦白，坦白什么？抗拒，什么是抗拒？这里毫无疑问已将他们看作是有罪之人，让他们自己证明自己可能有可能无得罪行。既然法律已明文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都不得确认有罪，则此刻的犯罪嫌疑人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即推定为其无罪，那为什么仍然要让接受审讯人自己交代“罪行”呢？有什么罪行可以交代？

　　一、无罪推定的概述及其衍生规则

　　《牛津法律大辞典》将无罪推定定义为：“普通法国家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大一是被指控的人必须被推定为无罪，知道或除非他本人承认或有无可怀疑的充足证据证明相反时为止。”[1]即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为无罪。它强调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要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

　　（一）无罪推定的历史发展

　　从无罪推定原则的产生来看，它起源于古罗马诉讼中的“有疑，为被告人利益”的原则，十八世纪，意大利启蒙思想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最早从理论上提出无罪推定思想，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无罪推定的历史发展来看，它是作为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对立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及穿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

　　（二）无罪推定的具体内容

　　无罪推定的提出至今已经发展了200多年，根据贝卡里亚的思想和表述，结合现今的法律发展实情，无罪推定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内容：

　　1、有且只有法院有权依法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

　　其他任何机关个人，包括侦查机关、控诉机关等都无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市委作是否有罪的评判，他们所作的一切诉讼行为诸如侦查羁押等，都只是为了更好地查清案件事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案件的事实状态，但无权对案件事实或者说是法律事实给予定论，只有法院在经过合法、公正、有效的审判程序后，才能依法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

　　2、在法院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前，其不应被认定有罪。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法院宣判为犯罪人前，都只是作为一个与其他诉讼主体地位无异的普通诉讼主体参与到侦查、诉讼中，和其他诉讼主体一样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他们参与到诉讼中的目的应当是以协助弄清事实真相为基础的，而非调查其是否真的有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应当先入为主地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

　　3、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

　　控诉被告人犯罪的机关或个人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被指控犯罪的事实之责任。[3]其内容包括：一是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二是履行证明责任的控诉方的证明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达到“没有合理疑点”的程度从而推翻原来的无罪推定，使人不得不相信被告人的有罪事实，否则，由控诉方来承担败诉的风险；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义务和责任来证明自己无罪，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而认为其有罪。即只要不能完全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则其就是无罪的。

　　（三）无罪推定原则的衍生规则

　　由于无罪推定原则比较抽象，且其主要体现出的是一种立法、司法精神，即我们司法应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但在实际的司法运用中还需要些具体的规则来将这一司法原则的精神或者是司法的价值标准具体地体现出来。一方面，在立法上需要将当事人的权益明文规定出来，使其权益明确得到法律上的肯定和保护。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也需要一系列的具体规则来“迫使”国家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等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尊重和保护，避免国家公权力的滥用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伤害。具体来说，需要衍生出以下四种规则：

　　1、沉默权规则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沉默权。从公安机关侦查直至法院审判完毕，均有权保持沉默，不说话或者随时停止说话，且其不会因为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而遭受惩罚或者更重的指控或刑罚。[1]因为既然前提是已经推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需发言来坦陈自己的清白或交代自己的“罪行”。这样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在刑事诉讼司法过程中的具体运用与体现，能切实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益。

　　2、控方举证责任规则

　　即在刑事诉讼中由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简单地说即控诉方若不能完全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则其为无罪。因为既然在法院最终判定被告人有罪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被认为是无罪的，则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都只是为了弄清案件事实，而非因为犯罪嫌疑人有罪而去侦查，控诉机关控诉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是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则当然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而其他人，特别是被控诉人自己没有义务去证明其有罪，或者是为自己的无罪作辩解。这样很好地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是其在司法中很好的运用，即用具体的规则来限制司法工作人员，明确规定了他们的义务与责任 ，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即控诉机关提出的证据若是在形式、内容或者其收集的方式、程序上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则该证据不能被采用，从而不能作为法院定罪量刑的依据。这样做可以避免侦查机关、控诉机关在查明案件事实、指控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过程中出于其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职业责任感而基于弄清案件事实或者尽早结案而采取一些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手段来获得证据，也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遭受的指控都是建立在合法证据的证明上的，从而在程序、方式上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体的权益保障，使司法的正义是建立在透明的程序与合法的证据上的，让人完全信服法院的判决，体现出了司法的权威性。

　　4、疑罪从无规则

　　指对案件的指控还存在一点，没有完全排除合理怀疑，使人达不到内心完全确认的情况下，则在判决结果上认定被告人无罪。[2]这样可以避免冤枉一部人可能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被告人。在面对疑案时，是选择错判还是错放，是设计到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问题，而现代司法公正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司法活动应当围绕个体个案进行，可能错案率对司法机关来说只是千分之几，很小很小的一个比例，但对被冤枉被错判的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百了，按疑罪从无的规则，必然会放纵一部分真正的罪犯，但这样可以避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价值体系，不侵犯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样可以保障被告人的人身权益受到合理保护，使公民不可能因为自己并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受到刑罚，另一方面也给疑案的处理明确了一个标准，即在判决结果上应以无罪论处，解决了法院在碰到疑案时定不了也否不了而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提高了司法的办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