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畜禽屠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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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有关报刊社应否列为被告和如何适用管辖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有关报刊社应否列为被告和如何适用管辖等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
经我们研究认为：报刊社对要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发表后侵害了公民的名誉权，作者和报刊社都有责任，可将报刊社与作者列为共同被告。
关于这类案件的管辖问题，可分别情况处理：如果原告只对作者起诉的，由作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受诉法院可追加报刊社为被告；如果原告只对报刊社起诉的，由该报刊社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受诉法院可追加作者为被告；如果原告把作者和报刊社作为共同被告
起诉的，一般由报刊社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宜。

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有关报刊杂志社应否列为被告和如何适用管辖等问题的请示报告 （87）沪高民他字第4号
最高人民法院：
今年1月1日民法通则施行后，本市法院受理了多起以报刊杂志登载的文章损害原告名誉而要求赔偿的案件。现就对报刊杂志社应否列为被告等问题，请示如下：
原告赵正正（原上海市工业用水技术中心副主任）于今年1月向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称《文汇报》先后于1986年7月17日、7月24日、9月27日多次作了关于上海市工业用水技术中心某些领导同志打击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报道。嗣后又有约十家报纸转载，影响极大，损害了
她的名誉，将作者姚诗煌和《文汇报》社作为被告。另一案原告曹国钧、刘金娣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曹蕾（8岁，小学生）向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称作者庄玉兴（解放日报社记者）于1986年10月6日在《民主与法制画报》上发表了“小歌星苦作摇钱树”一文，并有李之久配以漫画。
1986年10月18日余振雄（上海译报工作人员）又以“被当作摇钱树的小歌星”为题，在《新民晚报》上转载。原告认为，上述文章丑化了原告，造成一定的影响，侵害了他们的名誉权，将作者庄玉兴、李之久、余振雄和《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新民晚报》社作为共同被告。
登载上述文章的报刊杂志社应否作为被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作者并非报刊杂志社的记者，按“文责自负”的原则，报刊杂志社不宜作为被告，可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适用一般管辖，由被告户籍所在地法院受理；另一种意见，报刊杂志社对发表的文章有审定的责任，而
且因为报刊杂志登载了失实的文章，造成损害他人名誉的后果，因此，报刊杂志社应列为被告，适用特殊管辖，由侵权行为地法院受理。
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作者的文章在报刊杂志上登载后，造成损害他人名誉的后果，受害人提起诉讼，将作者与报刊杂志社均作为被告，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报刊杂志社与作者为共同被告，经审理后再确定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此类纠纷因侵权行为引起，按
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由侵权行为地法院受理，报刊杂志社所在地是侵权行为发生地，应由该处的法院受理。
鉴于此类案件是民法通则施行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影响大，特报请你院批示。
1987年3月26日



1988年1月15日
　　　　　　　　　　　　　　　　　　剖析不起诉制度

　　　　　　　　　　　　　　　　　北安市人民法院—司公平

　　当代中国社会，律师与社会生活日益密切，律师的作用日益凸显并受到人们的重视。律师在推动政治民主、法制建设、经济建设、保障人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制度。自行辩护和委托辩护是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的两种方式。由于被追诉人一般在不同程度上缺乏法律知识且往往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无法深入了解案件，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材料．有时会失去自行辩护的基础。这使得律师辩护成为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最为重要的保障。

　　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复杂化和刑事辩护权的发展，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进行辩护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律师刑事辩护曾一度中断。随着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的通过，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开始恢复。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 和《律师法》的出台，使得律师参与刑事辩护 的辩护制度得以真正的建立。但是，由于两法立法上的缺陷及在实践中缺少可操作性的措施，使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处境尴尬，现状堪忧。

　　刑事辩护是律师职业的起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对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国家法律的正确适用，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境遇尴尬，律师的执业权利得不到保障，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研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完善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提高律师的地位，最终可实现程序正义，从而可以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维系法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刑辩律师更是在司法个案上彰显社会正义的重要角色。全社会尤其是公检法等部门要善待和保障刑辩律师的职业权利。刑辩律师也应强化执业自律意识和诚信服务意识。毕竟刑辩律师的荣辱关乎到我国法治文明的兴衰。

　　“在我国，多年来刑事辩护制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风险大表现在刑事辩护中，自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近几年来，全国不断有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被错捕错押。困难多表现在会见难。其中特别是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辩护律师，侦查机关往往在会见时间，会见次数以及了解案情方面给辩护律师设置种种障碍，使辩护律师不能够很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效果差则表现在无论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意见总是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因此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及作用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可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要素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既要通过发展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又要通过推进法制建设来不断提供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律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重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但是由于刑事辩护律师的劣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的诉讼构造导致的。这种诉讼构造的一个特点，是公诉方和辩护方的地位严重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又是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导致的。同时又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

　　在现在的中国，律师地位还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尽管其地位较以前有所提高，但并不乐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江平老先生就我国律师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精辟的阐发。他谈及我国律师地位与国外的比较。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律师出生的占一半以上，八十年代中期的参议员中担任过律师的也达到60%以上。而我国呢？在去年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中，在职律师只有六名，约占0.2%。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实施情况的报告》也指出，“律师执业困难较多”，律师执业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虽然律师在各个国家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其在任何国家中都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是执法者。这一属性也就决定了它与其它职业具有不同的使命。作为国家法律的真正执行，固然离不开国家的一系列措施，但与律师的素质也是不可分隔的。一个真正崇尚法治的国家，就必然会重视律师的地位。也可以这么说，国家的法治的实行程度，可以律师地位作为标尺。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同时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时依旧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立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的性质、地位以及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的关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以促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使辩护律师更好履行辩护职责，更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辩护律师诉讼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中坚作用。因此，我们只有着力提升律师地位、凸现律师作用、彰显律师价值，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充分发挥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应坚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向纵深开展，律师将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