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七十八条有关拘留的规定的联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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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七十八条有关拘留的规定的联合通知
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七十八条有关拘留的规定的联合通知
1983年3月19日，公安部、最高法院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已从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起在全国试行。现就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七十八条关于拘留的规定，通知如下：
（一）民事诉讼中的拘留是对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强制措施。人民法院采用这种强制措施，必须十分慎重，只有对极少数有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的人，经过多次耐心教育，仍坚持不改时，方可实行拘留，以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决定采用拘留措施时，应当作出《拘留决定书》，经院长批准，由司法警察将《拘留决定书》连同被拘留人一并送交当地公安机关，当地公安机关凭人民法院的《拘留决定书》接受被拘留人并予看管。被拘留人要自带被褥，并负担被拘留期间的伙食费用。
（三）公安机关可以将这种因妨害民事诉讼而被拘留的人放在行政拘留场所内看管，但不要将他们同受刑事拘留和逮捕的未决犯混杂在一起看管。
（四）人民法院决定提前解除拘留的，应当作出《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经院长批准后，交由当地公安机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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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无照流动经营执法难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关广发(2005-10-7)
实践得知，无照流动经营既是群众投诉的热点，也是我们城管执法工作的重点，但查处效果总是不尽人意。是故，为便于日后更好地开展此类案件的查处工作，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造成执法难的原因作一个总结或分析。
查处无照流动经营不能取得理想效果，其主要原因或许有如下几点：
第一，暴力妨害公务事件时有发生。无照流动经营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情况时有发生,就如：2002年7月27日,深圳市城管执法人员在蛇口工业八路南园欣荔苑前道路上清理占道经营摊档，遭遇２０多名小贩殴打，事件中３名队员被打成轻伤; 2004年6月25日,海淀城管对无照商贩进行专项整治，一小时内连续遭两起暴力抗法，其中一个小商贩为了逃脱，竟开农用车撞击城管执法车，并将一名执法人员踹成骨折。2004年9月13日,南宁市城管执法队员在取缔校园周边违章摊点的执法过程中惨遭殴打，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的鼻梁被歹徒一拳打断，其他执法人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人身伤害;2004年 12月13日,海口市城管支队二大队一中队队长在该市海府路依法查处违章摊点，遭一湖南籍商贩用铁棍打伤住进了医院。这些行为不但使得这类违法经营者更嚣张，而且严重妨害了公务执行及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
第二，“软暴力”妨碍公务也不例外。此点与上述一点或许是执法难的最主要原因。何谓之“软暴力”，笔者认为就是一些老人和孕妇所进行的非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主要表现在这类人进行无照流动经营时，不但对执法人员的警告教育不当一回事，且凭着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而我行我素，继续他们的违法违章行为。更甚的是，当执法人员上前暂扣违章经营物品以作进一步处理时，他们就通过躺车底、站车前、上车厢等各种方式强行阻拦，或者企图强行夺回已装车的暂扣物品，妨碍了执法人员正常职务的执行。
第三，行政相对人法律认识错误。此种行政相对人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有营业执照的，其认为自己有证照就可以到处摆卖；一类是无证照但认为自己是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摆卖并不违法。这两类人都存在着法律上的认识错误，而且都固执地认为自己乱摆卖行为是合法的，执法人员处罚自己于法无据，以致其对抗执法的意识更加强烈。
第四，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唱反调也成一阻碍因素。社会大众本身就有一种对弱者或失助者的同情感，这种同情对无照流动经营者也不例外。虽然这种对经营者的同情是善意的，但这种同情又往往来源于对事情原委缺乏了解，而且这种所谓的经营者又并非通常意义上真正的“弱者”或“失助者”，故常被违法违章人煽动、利用。被利用的群众甚至指责性地认为执法人员的行为如何的不是，如何的不应该。这也无疑地成了执法阻碍。
第五，屡违者屡教不改、屡罚不改，从事此种经营意识固化。我们的执法人员处理这类案件不少，也多次对此类经营者教育警告、罚款等，虽说部分人或已转到集贸市场经营，或转为持证照合法经营，但就是有一部分屡教不改。这部分屡教不改者的无证流动经营意识固化，还常与执法者打“游击战”， 经常是你查我撤，你离我回，给查处此类案件带来了很大困难。
至此，暴力抗法、“软暴力”抗法、当事人法律认识错误及顽固的违法经营意识、群众的不支持不理解等可以说是无证照流动经营执法难的主要原因。当然，诸如历史原因、经济发展缓冲期内的问题、执法人员本身素质等等主客观因素，都是造成此类案件执法难的重要因素。作为执法者，我们更应该做到对症下药，使得此类案件的查处有一个好的质变效果。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 要痛击、严打暴力妨害公务行为。无照流动经营者公然挑战法律权威，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严重危及执法人员人身安全和干扰执法活动正常开展，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社会影响极坏。所以，对暴力妨害公务行为要毫不留情地予以迎头痛击，要严惩重罚。各职能部门要一改过去的“踢皮球”、“打太极”现象，加强交流协作以及做好调查、收集、保存证据等工作。公安机关还要有积极作为，对无照流动经营者的阻碍执行职务行为，若是犯罪的，要严格按照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若是包括“软暴力”行为在内尚未构成犯罪的，要严格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治安管理处罚法（2006年3月1日起适用）的规定追究行政责任。在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时，相关机关要真正结合法定或酌定从重情节作出相应处理。
第二，要改变包括公安民警在内的个别执法人员错误法律认识。此点有二：一是要改变个别公安民警对妨害公务罪构成的错误法律认识。从刑法规定及一般法理可知，妨害公务罪属于行为犯，而不是个别民警所误认为的结果犯或情节犯。也即是说，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即构成妨害公务犯罪的既遂(1) ，而不是以人身伤亡等危害后果的实际发生为构成要件，如果发生了其他危害后果构成另一犯罪的，属刑法上的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处罚。是故，个别公安民警不能正确认识此类犯罪构成，使得查处无照流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妨害公务行为得不到本应有的打击。二是要改变查处无照流动经营时执法者所持“打不还手”的错误法律认识。过去，我们一惯奉行的是“打不还手”做法，甚至是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行政相对人有身体磨擦，不能制止现行的暴力行为，即无原则忍让，没有“该出手时出手”。这样，等同于纵容了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造成了有些执法行为相对显得软弱无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刑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任何公民都可以对现行犯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对任何正在实施的犯罪都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2)的权利。我们执法者既行使国家行政职权，同时也是一个公民，公民一些基本权利我们的执法者也应享有。一些无照流动经营者正在实施的暴力抗法犯罪行为已严重危及到执法人员人身安全，而也是公民的执法者为何还不采取积极措施予以防卫、制止、扭送？法律赋予的权利，为何不行使？这种错误认识在其中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所以，笔者认为这两种错误的法律认识非常不利于对暴力抗法行为的打击，不利于正常行政执法业务的开展，是非改不可的。
第三，要加强法制教育，密切联系群众。现今某些人，或因为自己具有一定的财富，或因为自身具有某种特殊性，或因为对法律存在认识错误等等，从而对城管执法机关做出的决定不以为然，甚至挑衅。为此，笔者认为应在全社会进行树立城管执法机关权威、尊重城管执法机关决定及提高群众守法意识(3) 的法制教育，以改变包括此类无照流动经营案行为人在内的某些行政相对人的错误法律认识及违法行为。另外，作为行政主体的城管执法机关更要密切联系群众，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了解，避免造成群众对城管执法工作不必要的误会进而为行为人所利用，避免发生群体性冲突事件。我们执法者不仅自身要认识到，而且还要让广大群众也认识到，不仅社会治安需要“群防群治”，包括查处无照流动经营在内的城管执法工作也要“群防群治”，以更好地做好城市管理工作。
第四，要“堵疏结合”，多谋一些“疏导途径”。在严查无照流动经营时，也应从人道主义及尊重人权出发，多谋一些“疏导途径”，帮助解决特殊人群生存问题。我们的政府可通过调研，协调好工商、税务、卫生、城管、公安、民政、消防、物业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为一些确因经济困难，无收入且无其他合法生活来源又无法维持当地最低（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给予适当照顾和优惠，设立一些具有扶持、帮助、优惠等性质的廉价便民集市，引导他们到此类集市进行经营活动，从而使此类人得以疏导，减轻了无照流动经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一为群众办了实事，二又提高了行政效率，节省了行政资源，何乐而不为？
第五，要对屡教不改、屡罚不改坚决查到底，予以重罚。部分屡教不改、屡罚不改者的无证流动经营意识固化，还常与执法者打“游击战”。为此，要根据情节，对这些 “顽固分子”严格依法予以从重处罚。罚款、没收经营工具、物品等，增加其经营成本，给他们一个血本无归，使之无利可图，最终放弃继续从事此种违法违章的经营行为。当然，我们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也不能一刀切，对那些确实需要优抚、扶持的，其本人又有意到集市等疏导场所经营的行为人，也需要尽可能地区别对待。
第七，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我们的城管执法人员亦应提高自身素质及增强警惕意识，提高自我保护（如收集和保护好证据）及临场处置能力。执法人员自身综合素质提高了，可以避免诸如粗暴执法等引起的冲突，有利于实现以法服人，以理服人；自我保护能力提高了，有利于为自己人身安全提供了保障，给自己执法行为合法合理性提供支撑；临场处置能力提高了，有利于控制事态发展，避免进一步恶化。
关于无照流动经营执法难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或许有很多，以上只是笔者从实践中就此得出的几点浅见，以供同仁参考。
尾释:
(1)妨害公务的犯罪行为若是对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其既遂不以行为人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为要件。
(2)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同时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不能超过必要限度。
(3)这里的“守法”指广义上的“守法”，包括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侵犯时以积极合法的行为捍卫和认真履行法定义务。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法律问题探讨
叶知年 李金森
[摘 要] 当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各种侵害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如何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是值得思考并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分析近年来我国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就业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试图从法律角度研究农民工进城打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劳动权益被侵害的问题，进而提出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及政策方面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农民工 劳动权益 保护
一、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理论定位分析和保护现状
（一）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理论定位
1、“农民工” 和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定位
农民工不是一个劳动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它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也夹杂着户籍管理制度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农民工从法律上进行重新定位，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状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首先应当明确农民工是劳动者。当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从事产业工作以后，他们在法律上的定位应当是劳动者，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一切条件，应当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确定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是指在劳动权基础上享有的各种权益。因此，必须先明确劳动权的概念。广义上的劳动权概念与劳动权利是等值概念。狭义上的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有时也可以包括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狭义上的劳动权与人们通常使用的工作权基本同义。但上述的分析也只是相对的，在各种著述和政府文件中，有时并没有严格区分劳动权、工作权和劳动权利这三个概念，往往不加严格区别地混用。我国宪法和劳动法也没有直接使用劳动权的概念，而是使用劳动的权利或劳动权利的概念。
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确立的，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为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作机会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社会制度。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的主要内容是：
工伤保险权益。工伤保险是劳动者因工造成伤残、死亡或者职业病后，对伤害者及家属给以一定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措施。农民工从事较危险、有害的作业，又缺少较为全面的保障，往往是受害者。因此，必须切实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
医疗保险权益。医疗保险是指劳动者在非因公造成患病、损伤时，获得所需医疗费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可能接触有害物质，对其身心造成损害。这种损害不仅造成下一代发育的障碍，还会影响其寿命。由于职业病往往具有迟发性特点，农民工发生职业病伤害的，可能会在疾病的积累过程中已经被除名遣送回家，而辛苦打工所得可能根本不够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甚至导致其倾家荡产、恶疾缠身。农民工医疗保险权益的缺失，往往导致他们有病不能就医，小病酿成大灾，甚至丧失劳动能力，经济损失更无法补偿。可见，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尤为重要。
生育保险权益。《劳动法》规定，在女职工怀孕期间，不得辞退。但对一些企业来讲，这些规定并不同等地适用于农民工。不少“打工妹”一旦怀孕就被辞退，她们的生活也就随之发生困难。即使不被辞退，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没有为其办理生育保险，她们与城市女工的待遇无法等同，有些人无力支付正规医疗费用，而不得不求助于私人医生甚至无牌照游医、巫医，结果可想而知。因此，保障女农民工生育保险权益也显得特别重要。
（二）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
(1)我国现有的关于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
我国《宪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和休息的权利；同时，《民法通则》也有相关的规定。《劳动法》在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第二十九条、三十三条规定了对劳动者的一些保护措施。《劳动法》作为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是宪法以下的最高层次的立法，从法的效力的角度而言，对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具有强大的效力。
当然，除了基本法律之外，还有部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条例也有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内容。
(2)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
在工资方面:一是初步建立了工资宏观指导体系。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以外)建立了工资指导线制度;在全国14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二是开始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劳动者能够依法参与企业的工资决定,正当维护自己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权益。三是建立并完善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覆盖的是全体劳动者,当前对维护农民工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益尤有重要意义。四是加强监察执法,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入手,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各地通过进一步强化劳动监察,开展专项检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初步形成了联合有关部门综合治理企业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氛围。特别是针对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的现象,2004年9月,劳动保障部会同建设部共同下发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4月,劳动保障部、建设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建设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的通知》,对建筑企业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等行为提出了规范意见。
在劳动保护方面:一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劳动保障等部门开展了多次专项检查,查处了一批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和侵害劳动者(其中大多为农民工)休息休假等权益的案件。二是通过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检、举报专查和集中专项检查,重点查处企业违法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的行为,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益。
2、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现行法律中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应该承认,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现行法律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适用于全国的《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也有各地劳动部门诸如北京市劳动局制定的《关于用人单位招用外地务工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通过对上述法律文件的分析,笔者认为,受对农民工角色定位的影响,现有法律存在如下问题：
矛盾性。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适用劳动法。所有劳动者都享有平等就业、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劳动法》是将农民工视为普通劳动者,将他们与城镇及其他劳动者一体调整与保护的主体；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规章却又将农民工加以特殊对待。如根据前述北京市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对外地务工人员可以选择就业的行业、工种等进行了明确的限制。这种对法律主体定位的不确定性,直接妨碍了法治的统一和尊严。
不公正性。实践中农民工权益受损屡禁不止,固然有政府监管不力、用人单位不依法办事的因素,但其中也折射出立法的不公正。我们知道,法律是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来调整社会关系的,然而,现行政策法规在调整农民工与政府、与用人单位及与城镇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上却表现出强烈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实质体现了对农民工权益的限制与歧视。
笔者认为,实体权益的部分缺失和救济手段的不畅是其中的最大问题。长期以来,农民工被排斥在工会之外，没有形成这一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导致本就不完整的公民劳动权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对抗作为强势群体的用人单位的斗争中尤其明显。利益受损且没有有效的法律救济,使农民工权益的损害有如雪上加霜。这其中突出表现为现有法律的制裁手段狭窄且过于弱化,导致实践中农民工本就不多的权益被部分剥夺而难以全部享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权益的,制裁手段只是警告、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一些训诫性措施,即使进行罚款,由于数额过小、强度有限,也难以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这充分暴露了我国相关立法的调控乏力。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换来了经济的发展。你们看看那部劳动法有什么真正的保护措施?可以说劳动法把劳动人民这个过去被称为领导阶级的整个阶级出卖给了企业家。”
(2)现实经济生活中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取得合理劳动报酬的权利。主要表现在：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虽然从事的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却拿着不一样的报酬。二是加班不给加班费或少给加班费。农民工大都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待遇低，特别是在私营企业，每天一般都在10—14个小时，超时疲劳工作现象严重，但享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资，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时常发生。
休息休假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证，劳动时间被无限延长。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同时也应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但是，农民工普遍反映劳动超时现象严重。不少个体、私营及涉外企业经常让员工加班加点，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有的用人单位着眼于眼前利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不给农民工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导致农民工职业病发病率较高。
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的缺失。社会保险、福利权是指劳动者享受国家和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设施和种种福利待遇，在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际中，一些用人单位特别是个体和私营企业要么不给农民工买社会保险，要么为了应付检查只给少部分农民工投保，要么避重就轻只买一种保险，而回避其它几个险种。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关系缺乏法律的有效约束。使用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或签生死合同的情况在个体私营企业普遍存在。由于不签劳动合同，用工单位可任意处置农民工，超时加班，不给加班工作；不负工伤责任；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等等。
二、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要作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工作，首先必须清楚地分析造成这些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歧视农民工的观念比较严重
从理论和法律上讲,农民工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员,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劳动者一样,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农民工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较远。农民工在社会职业结构中实际处于最低层。歧视农民工的观念意识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城市里,农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成“盲流”,得不到作为公民应有的基本尊重。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思想深处,存在着农民工不应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权益和待遇的意识。在某些政府管理机关,个别领导者和工作人员也无视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错误地强调给农民工平等待遇会加重城市管理成本和难度,错误地认为政府治理企业欠薪,敦促企业改善劳动条件,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地方财政收入,等等。
(二)劳动保障法制建设滞后，执法力度不足
一是现有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劳动保障法制不健全,立法层次较低。虽然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了许多规定,却未能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为他们提供便捷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手段。而且,现行涉及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的具体规定只是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这些规章由于无上位法的依据,对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签订、争议处理及违法责任的追究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受到限制。
二是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在劳动关系的建立上,对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只是责令改正,对仍未改正行为没有进一步的处罚措施。在工资支付方面,对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只是设定了50%到一倍的赔偿金；对企业主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没有强制手段。在劳动保护方面,对恣意延长劳动时间、不依法提供劳动保护措施的行为缺乏强硬的处罚措施,等等。
三是执法力量不足,执法效果不理想。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在处罚企业有关违法行为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导致行使处罚乏力,难以震慑和遏止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维权工作需要严重不适应。劳动争议仲裁缺乏独立的办案机构,办案人员的编制、经费保障等问题没有解决,也严重影响了劳动争议处理和仲裁的办案效率。
(三)部分用人单位有法不依，劳动用工管理混乱
部分用人单位不按国家有关劳动合同的规定要求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要么不签合同,要么采取口头约定或者签订“生死合同”等形式来规避法律责任,减轻自己义务。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目前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仅占12.5%。还有一些用人单位把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推给“包工头”,给以后的农民工维权制造困难。据统计,因劳动合同问题引发的上访占全部上访的比例为18%。有的用人单位不执行国家关于工资支付的规定,没有建立正常的工资支付制度。还有一些用人单位不按国家要求实施劳动保护,对保护设施偷工减料,劳保用品或没有、或以次充好,使农民工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
(四)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自我维权能力较弱
这里说的组织化程度低是指农民工很少加入工会等正式组织。目前作为产业工人主体之一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是工会成员。再加上一些“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拒不建立工会组织，使农民工的组织程度更低，正式组织的缺失，使农民工缺乏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集体的力量，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五)农民工的法律素质有待提高
关广发(2005-10-7)
实践得知，无照流动经营既是群众投诉的热点，也是我们城管执法工作的重点，但查处效果总是不尽人意。是故，为便于日后更好地开展此类案件的查处工作，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造成执法难的原因作一个总结或分析。
查处无照流动经营不能取得理想效果，其主要原因或许有如下几点：
第一，暴力妨害公务事件时有发生。无照流动经营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情况时有发生,就如：2002年7月27日,深圳市城管执法人员在蛇口工业八路南园欣荔苑前道路上清理占道经营摊档，遭遇２０多名小贩殴打，事件中３名队员被打成轻伤; 2004年6月25日,海淀城管对无照商贩进行专项整治，一小时内连续遭两起暴力抗法，其中一个小商贩为了逃脱，竟开农用车撞击城管执法车，并将一名执法人员踹成骨折。2004年9月13日,南宁市城管执法队员在取缔校园周边违章摊点的执法过程中惨遭殴打，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的鼻梁被歹徒一拳打断，其他执法人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人身伤害;2004年 12月13日,海口市城管支队二大队一中队队长在该市海府路依法查处违章摊点，遭一湖南籍商贩用铁棍打伤住进了医院。这些行为不但使得这类违法经营者更嚣张，而且严重妨害了公务执行及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
第二，“软暴力”妨碍公务也不例外。此点与上述一点或许是执法难的最主要原因。何谓之“软暴力”，笔者认为就是一些老人和孕妇所进行的非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主要表现在这类人进行无照流动经营时，不但对执法人员的警告教育不当一回事，且凭着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而我行我素，继续他们的违法违章行为。更甚的是，当执法人员上前暂扣违章经营物品以作进一步处理时，他们就通过躺车底、站车前、上车厢等各种方式强行阻拦，或者企图强行夺回已装车的暂扣物品，妨碍了执法人员正常职务的执行。
第三，行政相对人法律认识错误。此种行政相对人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有营业执照的，其认为自己有证照就可以到处摆卖；一类是无证照但认为自己是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摆卖并不违法。这两类人都存在着法律上的认识错误，而且都固执地认为自己乱摆卖行为是合法的，执法人员处罚自己于法无据，以致其对抗执法的意识更加强烈。
第四，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唱反调也成一阻碍因素。社会大众本身就有一种对弱者或失助者的同情感，这种同情对无照流动经营者也不例外。虽然这种对经营者的同情是善意的，但这种同情又往往来源于对事情原委缺乏了解，而且这种所谓的经营者又并非通常意义上真正的“弱者”或“失助者”，故常被违法违章人煽动、利用。被利用的群众甚至指责性地认为执法人员的行为如何的不是，如何的不应该。这也无疑地成了执法阻碍。
第五，屡违者屡教不改、屡罚不改，从事此种经营意识固化。我们的执法人员处理这类案件不少，也多次对此类经营者教育警告、罚款等，虽说部分人或已转到集贸市场经营，或转为持证照合法经营，但就是有一部分屡教不改。这部分屡教不改者的无证流动经营意识固化，还常与执法者打“游击战”， 经常是你查我撤，你离我回，给查处此类案件带来了很大困难。
至此，暴力抗法、“软暴力”抗法、当事人法律认识错误及顽固的违法经营意识、群众的不支持不理解等可以说是无证照流动经营执法难的主要原因。当然，诸如历史原因、经济发展缓冲期内的问题、执法人员本身素质等等主客观因素，都是造成此类案件执法难的重要因素。作为执法者，我们更应该做到对症下药，使得此类案件的查处有一个好的质变效果。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 要痛击、严打暴力妨害公务行为。无照流动经营者公然挑战法律权威，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严重危及执法人员人身安全和干扰执法活动正常开展，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社会影响极坏。所以，对暴力妨害公务行为要毫不留情地予以迎头痛击，要严惩重罚。各职能部门要一改过去的“踢皮球”、“打太极”现象，加强交流协作以及做好调查、收集、保存证据等工作。公安机关还要有积极作为，对无照流动经营者的阻碍执行职务行为，若是犯罪的，要严格按照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若是包括“软暴力”行为在内尚未构成犯罪的，要严格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治安管理处罚法（2006年3月1日起适用）的规定追究行政责任。在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时，相关机关要真正结合法定或酌定从重情节作出相应处理。
第二，要改变包括公安民警在内的个别执法人员错误法律认识。此点有二：一是要改变个别公安民警对妨害公务罪构成的错误法律认识。从刑法规定及一般法理可知，妨害公务罪属于行为犯，而不是个别民警所误认为的结果犯或情节犯。也即是说，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即构成妨害公务犯罪的既遂(1) ，而不是以人身伤亡等危害后果的实际发生为构成要件，如果发生了其他危害后果构成另一犯罪的，属刑法上的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处罚。是故，个别公安民警不能正确认识此类犯罪构成，使得查处无照流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妨害公务行为得不到本应有的打击。二是要改变查处无照流动经营时执法者所持“打不还手”的错误法律认识。过去，我们一惯奉行的是“打不还手”做法，甚至是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行政相对人有身体磨擦，不能制止现行的暴力行为，即无原则忍让，没有“该出手时出手”。这样，等同于纵容了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造成了有些执法行为相对显得软弱无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刑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任何公民都可以对现行犯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对任何正在实施的犯罪都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2)的权利。我们执法者既行使国家行政职权，同时也是一个公民，公民一些基本权利我们的执法者也应享有。一些无照流动经营者正在实施的暴力抗法犯罪行为已严重危及到执法人员人身安全，而也是公民的执法者为何还不采取积极措施予以防卫、制止、扭送？法律赋予的权利，为何不行使？这种错误认识在其中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所以，笔者认为这两种错误的法律认识非常不利于对暴力抗法行为的打击，不利于正常行政执法业务的开展，是非改不可的。
第三，要加强法制教育，密切联系群众。现今某些人，或因为自己具有一定的财富，或因为自身具有某种特殊性，或因为对法律存在认识错误等等，从而对城管执法机关做出的决定不以为然，甚至挑衅。为此，笔者认为应在全社会进行树立城管执法机关权威、尊重城管执法机关决定及提高群众守法意识(3) 的法制教育，以改变包括此类无照流动经营案行为人在内的某些行政相对人的错误法律认识及违法行为。另外，作为行政主体的城管执法机关更要密切联系群众，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了解，避免造成群众对城管执法工作不必要的误会进而为行为人所利用，避免发生群体性冲突事件。我们执法者不仅自身要认识到，而且还要让广大群众也认识到，不仅社会治安需要“群防群治”，包括查处无照流动经营在内的城管执法工作也要“群防群治”，以更好地做好城市管理工作。
第四，要“堵疏结合”，多谋一些“疏导途径”。在严查无照流动经营时，也应从人道主义及尊重人权出发，多谋一些“疏导途径”，帮助解决特殊人群生存问题。我们的政府可通过调研，协调好工商、税务、卫生、城管、公安、民政、消防、物业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为一些确因经济困难，无收入且无其他合法生活来源又无法维持当地最低（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给予适当照顾和优惠，设立一些具有扶持、帮助、优惠等性质的廉价便民集市，引导他们到此类集市进行经营活动，从而使此类人得以疏导，减轻了无照流动经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一为群众办了实事，二又提高了行政效率，节省了行政资源，何乐而不为？
第五，要对屡教不改、屡罚不改坚决查到底，予以重罚。部分屡教不改、屡罚不改者的无证流动经营意识固化，还常与执法者打“游击战”。为此，要根据情节，对这些 “顽固分子”严格依法予以从重处罚。罚款、没收经营工具、物品等，增加其经营成本，给他们一个血本无归，使之无利可图，最终放弃继续从事此种违法违章的经营行为。当然，我们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也不能一刀切，对那些确实需要优抚、扶持的，其本人又有意到集市等疏导场所经营的行为人，也需要尽可能地区别对待。
第七，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我们的城管执法人员亦应提高自身素质及增强警惕意识，提高自我保护（如收集和保护好证据）及临场处置能力。执法人员自身综合素质提高了，可以避免诸如粗暴执法等引起的冲突，有利于实现以法服人，以理服人；自我保护能力提高了，有利于为自己人身安全提供了保障，给自己执法行为合法合理性提供支撑；临场处置能力提高了，有利于控制事态发展，避免进一步恶化。
关于无照流动经营执法难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或许有很多，以上只是笔者从实践中就此得出的几点浅见，以供同仁参考。
尾释:
(1)妨害公务的犯罪行为若是对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其既遂不以行为人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为要件。
(2)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同时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不能超过必要限度。
(3)这里的“守法”指广义上的“守法”，包括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侵犯时以积极合法的行为捍卫和认真履行法定义务。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法律问题探讨
叶知年 李金森
[摘 要] 当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各种侵害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如何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是值得思考并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分析近年来我国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就业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试图从法律角度研究农民工进城打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劳动权益被侵害的问题，进而提出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及政策方面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农民工 劳动权益 保护
一、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理论定位分析和保护现状
（一）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理论定位
1、“农民工” 和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定位
农民工不是一个劳动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它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也夹杂着户籍管理制度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农民工从法律上进行重新定位，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状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首先应当明确农民工是劳动者。当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从事产业工作以后，他们在法律上的定位应当是劳动者，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一切条件，应当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确定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是指在劳动权基础上享有的各种权益。因此，必须先明确劳动权的概念。广义上的劳动权概念与劳动权利是等值概念。狭义上的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有时也可以包括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狭义上的劳动权与人们通常使用的工作权基本同义。但上述的分析也只是相对的，在各种著述和政府文件中，有时并没有严格区分劳动权、工作权和劳动权利这三个概念，往往不加严格区别地混用。我国宪法和劳动法也没有直接使用劳动权的概念，而是使用劳动的权利或劳动权利的概念。
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确立的，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为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作机会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社会制度。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的主要内容是：
工伤保险权益。工伤保险是劳动者因工造成伤残、死亡或者职业病后，对伤害者及家属给以一定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措施。农民工从事较危险、有害的作业，又缺少较为全面的保障，往往是受害者。因此，必须切实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
医疗保险权益。医疗保险是指劳动者在非因公造成患病、损伤时，获得所需医疗费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可能接触有害物质，对其身心造成损害。这种损害不仅造成下一代发育的障碍，还会影响其寿命。由于职业病往往具有迟发性特点，农民工发生职业病伤害的，可能会在疾病的积累过程中已经被除名遣送回家，而辛苦打工所得可能根本不够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甚至导致其倾家荡产、恶疾缠身。农民工医疗保险权益的缺失，往往导致他们有病不能就医，小病酿成大灾，甚至丧失劳动能力，经济损失更无法补偿。可见，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尤为重要。
生育保险权益。《劳动法》规定，在女职工怀孕期间，不得辞退。但对一些企业来讲，这些规定并不同等地适用于农民工。不少“打工妹”一旦怀孕就被辞退，她们的生活也就随之发生困难。即使不被辞退，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没有为其办理生育保险，她们与城市女工的待遇无法等同，有些人无力支付正规医疗费用，而不得不求助于私人医生甚至无牌照游医、巫医，结果可想而知。因此，保障女农民工生育保险权益也显得特别重要。
（二）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
(1)我国现有的关于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
我国《宪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和休息的权利；同时，《民法通则》也有相关的规定。《劳动法》在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第二十九条、三十三条规定了对劳动者的一些保护措施。《劳动法》作为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是宪法以下的最高层次的立法，从法的效力的角度而言，对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具有强大的效力。
当然，除了基本法律之外，还有部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条例也有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内容。
(2)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
在工资方面:一是初步建立了工资宏观指导体系。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以外)建立了工资指导线制度;在全国14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二是开始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劳动者能够依法参与企业的工资决定,正当维护自己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权益。三是建立并完善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覆盖的是全体劳动者,当前对维护农民工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益尤有重要意义。四是加强监察执法,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入手,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各地通过进一步强化劳动监察,开展专项检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初步形成了联合有关部门综合治理企业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氛围。特别是针对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的现象,2004年9月,劳动保障部会同建设部共同下发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4月,劳动保障部、建设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建设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的通知》,对建筑企业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等行为提出了规范意见。
在劳动保护方面:一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劳动保障等部门开展了多次专项检查,查处了一批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和侵害劳动者(其中大多为农民工)休息休假等权益的案件。二是通过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检、举报专查和集中专项检查,重点查处企业违法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的行为,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益。
2、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现行法律中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应该承认,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现行法律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适用于全国的《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也有各地劳动部门诸如北京市劳动局制定的《关于用人单位招用外地务工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通过对上述法律文件的分析,笔者认为,受对农民工角色定位的影响,现有法律存在如下问题：
矛盾性。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适用劳动法。所有劳动者都享有平等就业、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劳动法》是将农民工视为普通劳动者,将他们与城镇及其他劳动者一体调整与保护的主体；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规章却又将农民工加以特殊对待。如根据前述北京市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对外地务工人员可以选择就业的行业、工种等进行了明确的限制。这种对法律主体定位的不确定性,直接妨碍了法治的统一和尊严。
不公正性。实践中农民工权益受损屡禁不止,固然有政府监管不力、用人单位不依法办事的因素,但其中也折射出立法的不公正。我们知道,法律是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来调整社会关系的,然而,现行政策法规在调整农民工与政府、与用人单位及与城镇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上却表现出强烈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实质体现了对农民工权益的限制与歧视。
笔者认为,实体权益的部分缺失和救济手段的不畅是其中的最大问题。长期以来,农民工被排斥在工会之外，没有形成这一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导致本就不完整的公民劳动权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对抗作为强势群体的用人单位的斗争中尤其明显。利益受损且没有有效的法律救济,使农民工权益的损害有如雪上加霜。这其中突出表现为现有法律的制裁手段狭窄且过于弱化,导致实践中农民工本就不多的权益被部分剥夺而难以全部享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权益的,制裁手段只是警告、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一些训诫性措施,即使进行罚款,由于数额过小、强度有限,也难以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这充分暴露了我国相关立法的调控乏力。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换来了经济的发展。你们看看那部劳动法有什么真正的保护措施?可以说劳动法把劳动人民这个过去被称为领导阶级的整个阶级出卖给了企业家。”
(2)现实经济生活中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取得合理劳动报酬的权利。主要表现在：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虽然从事的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却拿着不一样的报酬。二是加班不给加班费或少给加班费。农民工大都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待遇低，特别是在私营企业，每天一般都在10—14个小时，超时疲劳工作现象严重，但享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资，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时常发生。
休息休假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证，劳动时间被无限延长。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同时也应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但是，农民工普遍反映劳动超时现象严重。不少个体、私营及涉外企业经常让员工加班加点，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有的用人单位着眼于眼前利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不给农民工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导致农民工职业病发病率较高。
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的缺失。社会保险、福利权是指劳动者享受国家和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设施和种种福利待遇，在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际中，一些用人单位特别是个体和私营企业要么不给农民工买社会保险，要么为了应付检查只给少部分农民工投保，要么避重就轻只买一种保险，而回避其它几个险种。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关系缺乏法律的有效约束。使用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或签生死合同的情况在个体私营企业普遍存在。由于不签劳动合同，用工单位可任意处置农民工，超时加班，不给加班工作；不负工伤责任；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等等。
二、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要作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工作，首先必须清楚地分析造成这些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歧视农民工的观念比较严重
从理论和法律上讲,农民工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员,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劳动者一样,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农民工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较远。农民工在社会职业结构中实际处于最低层。歧视农民工的观念意识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城市里,农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成“盲流”,得不到作为公民应有的基本尊重。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思想深处,存在着农民工不应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权益和待遇的意识。在某些政府管理机关,个别领导者和工作人员也无视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错误地强调给农民工平等待遇会加重城市管理成本和难度,错误地认为政府治理企业欠薪,敦促企业改善劳动条件,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地方财政收入,等等。
(二)劳动保障法制建设滞后，执法力度不足
一是现有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劳动保障法制不健全,立法层次较低。虽然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了许多规定,却未能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为他们提供便捷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手段。而且,现行涉及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的具体规定只是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这些规章由于无上位法的依据,对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签订、争议处理及违法责任的追究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受到限制。
二是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在劳动关系的建立上,对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只是责令改正,对仍未改正行为没有进一步的处罚措施。在工资支付方面,对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只是设定了50%到一倍的赔偿金；对企业主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没有强制手段。在劳动保护方面,对恣意延长劳动时间、不依法提供劳动保护措施的行为缺乏强硬的处罚措施,等等。
三是执法力量不足,执法效果不理想。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在处罚企业有关违法行为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导致行使处罚乏力,难以震慑和遏止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维权工作需要严重不适应。劳动争议仲裁缺乏独立的办案机构,办案人员的编制、经费保障等问题没有解决,也严重影响了劳动争议处理和仲裁的办案效率。
(三)部分用人单位有法不依，劳动用工管理混乱
部分用人单位不按国家有关劳动合同的规定要求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要么不签合同,要么采取口头约定或者签订“生死合同”等形式来规避法律责任,减轻自己义务。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目前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仅占12.5%。还有一些用人单位把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推给“包工头”,给以后的农民工维权制造困难。据统计,因劳动合同问题引发的上访占全部上访的比例为18%。有的用人单位不执行国家关于工资支付的规定,没有建立正常的工资支付制度。还有一些用人单位不按国家要求实施劳动保护,对保护设施偷工减料,劳保用品或没有、或以次充好,使农民工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
(四)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自我维权能力较弱
这里说的组织化程度低是指农民工很少加入工会等正式组织。目前作为产业工人主体之一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是工会成员。再加上一些“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拒不建立工会组织，使农民工的组织程度更低，正式组织的缺失，使农民工缺乏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集体的力量，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五)农民工的法律素质有待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