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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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国是我们的基本方略。在法治的道路上，公职人员的守法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也是实行法治的关键，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守法是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义务。守法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对公民的起码要求，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公民基本的行为准则。由于公职人员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公职人员守法就是尊重社会公众的意志和利益，也是确认和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创造更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公职人员守法在人民群众中起着表率作用和号召作用，通过公职人员的公共职权行为，还能及时制裁违法犯罪、恢复法律秩序，强调公职人员的守法比强调一般公民守法更具迫切性和必要性，因而加强公职人员的守法教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公职人员职务和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公职人员的守法问题既显得十分重要又难以落实，花的功夫要比一般普通公民多，作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做好法律细化工作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确实存在无法可依、有法难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突出表现在：一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索贿受贿，徇私枉法；二是违法查封、扣押财产，违法办事，违法执行；三是参与搞地方保护主义，偏袒本地人，侵害外地人的合法权益；四是违反司法执法纪律，五是乱收费，乱拉赞助，费用管理混乱；六是对当事人态度生硬、冷漠，以权谋私，耍特权、耍威风，吃拿卡要。司法和执法腐败使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讲，社会丧失对国家、政府和党的信任感与凝聚力。
分析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自由裁量权的大量存在。在我国法制的不健全首先表现为立法的不健全。社会生活中有的问题的解决找不到准确的法律依据，少数掌握权力的人往往随心所欲，看金钱、看关系、看亲情办案，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向当事人吃拿卡要的资本，不送礼不给好处和没有关系就一推了之，如果得到好处，就会想方设法维护送礼方的利益，甚至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徇私枉法。有些问题的解决虽有法律规定，但却给公职人员留下很大的活动空间，即自由裁量权，这也是腐败的根源。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为：在行政处罚幅度内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享有自由选择权；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裁量权，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 对事实认定的自由裁量权和对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权。这都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普遍都规定了“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等语意模糊的词导致的。二是公职人员自身的约束力欠缺和管理制度的不规范。权力缺乏明确、具体和有效的监督制约，必然滋生腐败，必然会偏离公正和公平，继而产生辐射效应，使社会公众产生怨恨、偏激和不满情绪。作为一个公职人员，首先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同时，公职人员的规范要求是公职人员群体共同认可的，由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虽不像法律规范那样 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特点，但是通过人们的习惯、自觉以及社会舆论等，仍然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和教育性，如立场坚定、刚直不阿、不畏权势、清正廉洁和不徇私情等。三是市场经济和经济改革在法律上出现漏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逐步由原来的“社会人”变成“经济人”，由原来的大锅饭时的强调重义轻利向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方向转化，而权利义务相协调统一的法律不健全、不完善，再加上人的贪欲和趋利的本能驱使，一些人会精心研究和分析法律的漏洞，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使法律的真正精神内容在有些人的手里扭曲变形，失去原来的本意和功能。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确保国家的权益和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使各种纠纷的解决有法可依，使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有效制裁，发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做到法网恢恢，密而不漏，就应当加强立法工作，细化法律，使法律既为公职人员行使权力提供法律根据，也对他们滥用权力的行为实行制约。四是法律模糊，相互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矛盾。一个国家的法律是由不同的法律组成的统一体系，同时，同一类法律又由不同的机关制定和颁布，制定机关不同，其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也不同，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调整社会、政治、经济及科技文化生活。法律在制定时，要力求明确、具体、周密，相互间要协调和配合，并具有可操作性。法律内在的协调性、统一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法律理念的价值取向和趋同。为了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有必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立法者的职责，使立法明确具体，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整体，以利于公职人员认真执法和守法。
公职人员守法是整个法制的系统工程，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有机统一，而立法是法制的前提，立法的质量高低和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着执法和对执法监督的效果。只有立法完善并加以细化，法律明确具体，灵活性和随意性小，才谈得上司法机关、执法机关认真司法，严格执法和对不严格执法实行有效监督。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法律本身的细化，加强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属于委任性规范和准用性规范的应尽快补充完善，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用法律的明细表，供公职人员办理具体事务和案件时作指导，进一步限制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以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国家机关的威信，使违法犯罪者受到有效制裁，确实维护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和遵纪守法教育
职业道德是对一个职业最高、最严的要求，而遵守法纪是对职业人士或非职业人士的最低要求。遵守职业道德，可以维持一种健康、有序的社会关系，使社会职业在良性的轨道上协调发展，最终实现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双赢”的格局；违背职业道德，无疑会破坏社会职业的平衡，最终使社会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
职业道德是从事某种正当职业的人们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是指公职人员为确保其公共职责得到正当履行而必须具备的公职人员职业所特有的道德要求，是从事公务活动的公职人员为维护职业的信誉、确保职责的实现而遵守的自律性准则。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是避免公职人员的职业活动受到腐蚀的防腐剂，是正当或优质高效履行公共职责的保障。它将关系到公职人员素质的高低，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形象问题。公职人员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执行公务，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这决定了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及道德行为，将直接带动其他职业和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风气的净化，也有利于政府行为的优化。加强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树立公职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形象，最根本的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正确对待和运用其手中的权力。培养公道正派的道德品质，做堂堂正正的人，要学做官，先学做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除了要有爱岗敬业精神外，更加要有高尚的公职意识，负起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责任。这是因为公职人员所在的机关本身就可以制定带有国家强制力的规范。
法治的精要在于规则。从理想的角度讲，一种正当的秩序应基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自主形成和自愿认受。人们之所以形成或认受这种秩序，是因为它体现了人们的基本价值需要。法律表达的是人们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它不仅是人们的行为规则，也是人们生活的载体。当秩序的价值取向与人们的信仰相一致，生活在该秩序中的人们就不会感到外加的强制。但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化，秩序的人为色彩不断加重，公共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和等级制的官僚权力凌驾于民众之上以及外部强加的法律规则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就完全可能产生法律与部分人们价值的冲突。另一方面，立法者总是希望制定的法律得到每个人的遵守，从而使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而个人意志天然地具有不愿服从与自己意志不一样的法律。国家只有通过强制力量来促使人们服从和遵守法律，并对违法者给予与其违法程度相应的制裁，才能保证法律得到普遍遵守。在现代社会，法律仍然是科层制权力自上而下施加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意真实表达，不是基层大众生活实践的自然体现，不是民间相互形成的心知肚明的自我约束机制。（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困境及其出路》，载于《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职业道德和法治的宣传教育，使一部分内容成为人们的信仰，缓和法治与道德之间的冲突。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的意义在于：一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三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抓职业道德建设，一定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通过加强道德和法治建设，使之内化为公职人员的价值导向，对公职人员的行为产生必要的约束，实现政治文明和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道德化和法治化，并以此推动整个社会道德和法治的全面发展。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道德化首先是法律制度、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具有道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能够协调公职人员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和改善公共管理服务，并建立激励机制，以激励公职人员认真履行公共职责，使整个公共管理服务体系进入良好的运行状态，维护公共利益，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
另外，通过法治宣传教育没有发生信仰的部分，应发挥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迫社会成员遵守法律。公职人员既是社会成员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的特殊群体，承担着特殊的公共管理职责。公职人员的守法具有特殊的意义，不管其自觉守法与否，都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和特殊的职业道德。
为了增强守法意识，我们应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和职业道德，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特别是提高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职业道德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从职业道德的更高要求来促使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忠实地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使公职人员的守法落到实处，从而带动全社会的守法，以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鹤丹

　　　　　　　　　　　　　从宪法学角度来解释司法问题
　　　　　　　　　　　　　　　　　　　　——《司法要论》简评

　　　◇方乐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伴随着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之后国家法治建设的重心从立法转向法律的实施，司法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司法活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而，有关司法的话题很容易就进入公共讨论空间，并被诉诸公共理性转而成为公共话题或者社会热点话题。回应并引导社会大众对于法治中国的公共想象以及对法治中国建设现状的公共批判，就成为法学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于是，有关司法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日渐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热点。
密切结合国情的学理研究
刘练军博士新鲜出炉的《司法要论》一书，不仅从宪法学的视角剖析了司法民主化、司法权的内涵、司法的规范要件、法官身份保障、司法效率、司法判决的公共产品属性、既判力与再审等有关司法制度的规范性和理论性的问题，而且也反思司法运作的政治化、能动司法、父爱主义司法、民粹主义司法、法院调解优先、个案监督等有关司法的实践问题。作者期望通过对当下中国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宪法学批判，恢复司法原本的宪法地位，同时以此建构起司法的宪法学理论。在作者看来，“我国司法始终与人们普遍期望的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应然司法相距甚远，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司法算不上是一种立宪意义上的司法。”
从方法论上来说，《司法要论》坚持一种公共性的知识立场与政治性的知识关怀，主张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解释并解决转型中国的司法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就是将司法的制度与实践看成是公共空间里权力的公共化运作，将司法体制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法律问题。
正是因为此，作者不仅将陪审制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建立起关联来，认为“唯有从基本权利的维度上去定位和诠释陪审，才能深刻理解在陪审已呈衰退之势的当今时代我国为何还要认真对待陪审”；而且深入地看到司法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贸然地提出或反对司法民主化都会因基本知识储备不足而难免主观臆断有余、经验理性不足。”不仅认为从无权力到有权力的政治化演变过程中，司法权不断扩充其内涵，而且也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政治性存在与非政治性存在；不仅认为诉讼权乃是一项宪法性的程序基本权，而且主张法官身份的宪法性，“唯有宪法才能给予法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均难以侵犯的绝对的身份保障”；等等。从作者的这些新颖的论述中，我们既能看到现实司法问题的政治意义，有能意识到司法问题解决的政治途径。这种密切结合中国司法的政治国情与现实情境的学理研究，不仅有利于摆脱长期以来司法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他者想象，也有利于建构起属于我们自身的司法哲学与理论体系。
开放的心态推动理论建构
是的，作者有这样的理论抱负。在他有关司法理论的梳理与反思以及有关司法实践的批判与重构中，我们既能看到其中虽然点滴但却明显的努力，也能从中获得启发进而与他一起务实地参与有关当下中国司法问题的理论思考与体系建构。比如，在有关司法哲学讨论中，他不仅对司法哲学进行细致的类型划分，而且提出“唯有以多元化的司法哲学而不仅仅只是能动司法来引导法官的司法裁判，我国的司法才能愈益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和法治价值目标。”这反映出他不但意识到司法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与现实性，而且注重其中的开放性。换言之，司法理论的体系建构既需要关注司法的现实，同时也不能局限于现实而应当以一个开放的知识心态来发展和推动理论的动态建构。
例如，在有关司法效率的问题讨论上，他不仅对司法效率的构成要素以及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且认为司法效率的关键在于资源配置，在于强化案件管理制度。这反映出作者的讨论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抽象而普世的理论言说上，更主要的是进行了问题解决的可行性论证以及可操作性制度的设计。这一做法对于我们思考并建构当下中国的司法理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有关司法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形成一种可与西方相对话的理论言说，不仅仅只是为了创设一套话语体系，而是要解决实际的司法问题，避免“高射炮打蚊子”的尴尬局面。
又比如，在有关民粹主义司法的讨论中，他不仅指出陷入民粹主义的包围圈是我国司法遭遇信任危机的影响重要原因，而且认为“唯有涤除司法身上及其周围的民粹主义，让司法审判彻底免予民粹主义的舆论及行为干扰，我国司法才有可能走出信任危机的低谷，其应有的权威地位和公正形象才有可能复兴。”这其实反映出他采取一种社会-文化情境的视域来观察当下中国的司法，将司法看成是特定社会场域中的一起社会事件。因而司法的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内在性的制度问题，而与它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紧密关联。职是之故，消除司法的信任危机，就需要我们以一种社会性的综合视角来进行整体审视，将所有围绕着司法周边的社会场域中的信任资源和社会资本都动员起来，进而以此累积并全面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从而最终解决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
还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地方。但由于任何的阅读都是个体化的，都可能会囿于阅读者的知识局限而限制其中的意义空间。可喜的是，刘练军的《司法要论》并非一种有关司法问题的封闭性论述，而是“对一些重要论题予以简要论述”，是抛砖引玉式的，是有关司法问题的开放性讨论。因此，书中所开放出的问题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不断的关注。这样，如果拷问该书的理论贡献的话，那么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司法问题的公共性视角，而且也将这一理论产品再次公共化并交由读者来进行公共评说。



　　出处:原载《法制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