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取得奖金征税问题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13:42:31 浏览: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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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取得奖金征税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取得奖金征税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
对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一次取得数月奖金或年终加薪、劳动分红（以下简称奖金，不包括应按月支付的奖金）的计算征税问题，各地在执行中普遍反映现行规定不够合理，也不易于操作。为此，经研究决定改按以下方法处理：
对上述个人取得的奖金，可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由于对每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税时已按月扣除了费用，因此，对上述奖金原则上不再减除费用，全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直接按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款。如果纳税人取得奖金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不足800元的
，可将奖金收入减除“当月工资与800元的差额”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应纳税款。
本通知规定自1996年11月1日起执行，凡以前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1996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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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例原则概述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行政法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学中所扮演的角色, 可比拟‘诚信原则’在民法中居于‘帝王条款’之地位, 所以, 吾人称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中之‘帝王条例’, 当不为过。”[1]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众多原则之一，其蕴含的精神对于依法合理行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 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
比例原则具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涵义。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能给相对人造成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否则就不合比例。实体合比例主要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就程序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与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对应关系。由于任何实体性的结果都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而达到，所以程序合比例是实体合比例的保障，实体合比例是程序合比例的最终体现。[2]
比例原则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处理实际案件中通过判例发展起来而逐步得到广泛承认的一个基本原则，而非成文法明文规定的。从法制史的渊源上看，“比例原则”最早起源于英国大宪章中的一条规定，即：人们不得因轻罪而受重罚。比例原则最早是在德国警察法学中兴起，主要运用在限制警察的行政权力，作为审查警察采取的行政措施是否超过为了实现目的所需要的必要限度。后来随着这一原则在研究和实践中的发展，其影响渐渐超越了警察法领域，也超越了德国的地理疆域。现在很多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日本、荷兰、西班牙、我国台湾等也将其作为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之一。
二、比例原则的内容
比例原则最早由奥托迈耶提出。奥托迈耶在其名著《德国行政法》一书中提出比例原则并作出如下定义：“行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采行最小侵害以及追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所谓比例原则具体包括三层含义：1、行政机关采取行动的方法必须符合实现法律规定的目的，即行为方式具有适当性。如果一项行政权力的行使, 一个措施的采取不是为了达到法定目的,或者达不到法定目的, 则违反了妥当性要求, 从而违反了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中的特殊性最为明显地体现了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内涵。2、行政机关在若干适合实现法律目的的方式中，必须选择使用对相关当事人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失最小的方式，即行为方式必须具有必要性。即为了达到法定的行政目的, 该项措施是给人民造成最小侵害的措施。换句话说, 已经没有任何其它的能给人民造成更小侵害的措施来取代该项措施了。3、这一必须采用的行为方式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与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应当成均衡，成比例。行政主体在行使某项行政权力前, 必须将行政目的达到的利益与给人民造成的后果之间进行权衡, 只有在证明行政目的重于所侵害的人民权利时才能采取; 反之, 则不能采取。
所以从广义上说，一个广义的比例原则就涵盖了行政法上的目的实现原则、最少侵害原则以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均衡原则。若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来概括“比例原则”的内容，那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比较取其大”。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不可给予相对人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否则就不合比例。从程序而言，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手段与要达到的目的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对应关系。程序合比例加上实体合比例才能使比例原则最终实现。[3]
三、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中的意义
首先，行政比例原则是公平与正义的具体化，有助于正义价值的实现。用破坏性极大的行政手段仅获得极小的行政目的，这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自由与民主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行政权力的设置和行使也是为了人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标，所以行政权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影响必须应当是适当的，合乎情理的，要追求一个最大效率的平衡点。同样，评价某一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也有赖于以比例原则衡量其正义价值。
其次，行政比例原则体现了公共利益的价值和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法律的产生源于利益的分化、冲突, 法律的功能也就在于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协调, 是对社会利益的一种重新分配, 法律工作无非是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寻求一个最为有利的平衡节点, 使既存的紧张关系得以舒缓, 利益得以维持平衡, 社会得以井然有序地不断发展。比例原则恰恰以其突出对私人权益的保护为特点, 强调国家权力的行使应以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协调、平衡为基础, 既避免了过分强调公共利益使其成为凌驾于私人利益之上的堂而皇之的借口, 也避免了过分强调私人利益, 不利于社会整体价值目标的实现, 进而影响大多数人的利益。总的来说，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要以牺牲行政相对人最小利益来行为，要公益与私益并重，从而消除了相对人不满和对立情绪，从而使社会秩序稳定。另外，比例原则也控制了行政违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控制行政主体的行为度，防止其滥用职权，从而也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再次，行政比例原则有助于实现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动态的比例平衡。程序和效率是一个矛盾体，他们之间的平衡制约关系直接关系着行政资源节约，行政目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保护等诸多要素的平衡。它适应了节约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益的要求。比例原则的利益衡量、成本效益包含了以最小的行政投入取得最大的行政效益的要求。行政主体在比例原则的约束下,在实施行政行为时, 自觉对相关因素衡量斟酌, 趋利避害, 以同样或尽可能少的行政投入创造最大的行政利益。
众所周知，现代法制建设就是以人民权利为本位，所以人民谋求生存、自由、发展以及幸福的权利应当得到国家的最大限度的尊重。由此可见，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比例原则也将同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一样日益走进各国包括我国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中去，是民众的利益得到更进一步的保障。
四、比例原则在我国的体现和展望
通过对比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实务，我们可以发现比例原则在他们的法律中是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而存在，比例原则在行政法律实务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在我国目前，比例原则并未被我国学界所普遍重视，比例原则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在加以研究，还没有完全渗透进司法实践中去。比例原则在司法、行政过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情况肯定是不容乐观的，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构建法治社会，作为行政法中的重要原则务必要加以重视，应当将比例原则的精神和内涵贯彻到实务中去，才能真正发挥比例原则的效用，促进行政的合理健康发展。
但是仔细研究一下我国现有的行政性法律规范, 也不难发现, 比例原则的因素已经开始出现。例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4 条规定: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 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 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行政处罚法》第4 条规定: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复议法》第28 条规定, 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撤销或变更。但是, 由于对一些法律术语缺少具体的评价标准, 使其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而比例原则则能为此提供具体的标准。因此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以及行政法治的日益健全, 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的日益完备, 比例原则将以其内容明确、操作功能强而日益走进我国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中去。具体如下：
1、国家在进行行政立法时，首先就应当将比例原则纳入视野中，通过比例原则来考察法律规定的合理性和效率，来审视该项行政立法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是否是产生最小损害的方式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其作用的结果在于对某些人赋予权利的同时，对另一些人科以义务。行政法律也不例外，但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更需要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加以调整以达到平衡，而平衡的标准即可适用比例原则。
2、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易被滥用的特征，为杜绝行政执法主体的不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质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适用比例原则有助于解决问题。因此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领域时要求行政机关在选择执法的方式、方法和范围、幅度时，必须注意把握合理的分寸和尺度。
因为行政法律设定的规则往往具有较大的弹性，当某一项事实发生而需要适用行政法律法规时，行政主体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为了避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要求行政主体在适用法律法规时体现比例原则的要求。[4]拿行政处罚来说，其作为对公民权益剥夺的一种处罚方式，务必对其行使方式，限度加以严格控制，当违法行为发生需要实施行政处罚时，务必结合该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损害后果等因素选择最合适的惩罚力度，这样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才有利于行政法效能的最大发挥。
3.在行政司法中，行政工作人员以准法官的身份出现，由于他们毕竟不是专职法官，正确适用比例原则，可以弥补他们在这方面的欠缺，使他们在做出复议决定或行政裁决时有一个较客观、易把握的判断标准，并据此作出公正的决定或裁决。比例原则不仅有助于行政机关公正执法，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比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可以弥补成文法律的不足，使法官在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作判断时，可以依据较客观的判断标准；同时，比例原则也可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公正裁判，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在行政立法、执法、司法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指引和保障作用，它为行政合理合法性原则做了铺垫，为法律的公平公正性提供了价值标准，在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中，务必对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予以足够重视，并保证比例原则在实践中能够得以发挥功效，以此促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M]
[2] 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J].法律科学：2001（01）
[3] 晏韬.论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J].法制与社会：2010（07）
[4] 薛建龙.略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3）
再看北京市治堵思路
自去年年末相继出台《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和《实施细则》以来， 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申请情况一直火爆。事实上，就一些路段而言，一定时段内，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状况有所缓解，可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还出现了新的矛盾，比如挡车牌，涂改车牌号的行为开始增多；公车规制不力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先买车再摇号，摇了号占指标不用车；4s店资金链断层业务区域转移等等。回顾我们的交通管理历程，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交通系统得到了极大拓展和延伸。昨天学美国，今天学东京，过两天又瞄上巴黎，悉尼，看看他们怎么限制出行， 几点上下班，停车收多少费等等，似乎所有的成功经验都用上了。况且，我国的道路系统建设已经创造了奇迹，也居于世界发展前列，为什么堵塞这块顽瘤始终难以摘除呢？
依笔者所见，一元化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趋向是问题根源，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高集中配置天然地带来了人财物流向的集中化。主体是趋向目标客体行动的，一定时间限度内的刚性需求不变，引起特定空间范畴内人财物的高度汇集。从一定角度，不能简单地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事实上，就北京市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论，改革开放以后，城市道路体系规划设计之初很难遇见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二环建设的初衷就是为了引流外地资源，缓解市中心的压力，三环四环等等相继拓展没有几年的时间，交通压力迅速波及之广泛短期内确实难以预料，那么过多地苛责当局确有勉为其难之嫌。可一旦发展到三环四环的建设规划出台以后，不反思一贯的治堵思路的科学性，就说不过去了。在笔者看来，短期化，利益化的发展模式是调控屡屡失败的症结。交通问题本该规划治理，不该限制 ，不该疏导。城市建设，交通建设前段规划预防才是明举。否则交通发展将始终滞后。我们什么都学习了，交通治理手段是世界最多运用的最好的，唯独没能学习避免问题的理念和方法，没能借鉴指导理念和发展模式。一言以蔽之，从预防的视角，前段规划是解决问题的良药。当局不是不知道，一是有意回避，眼前这块集中发展模式的香饽饽不放，顾不得均衡发展，舍不得滚滚而来的土地出让金，如果舍不得把擅自改变的城市规划用地高价让与高附加值的商业用地就更难了。我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意识到政府与民争利是最差的经济政策。想要退出市场领域，缩小作用边界，不从体制机制的突破很难见效。二是现有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在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和公务员个人短期奖惩基础之上，同社会矛盾长期性，整体性的价值趋向难以协调。三，叫喊了多年土地财政政府的基本角色转型困难,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的实施监督保障机制虚化。再加上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考评的严重不足，政府行为的内在激励机制缺乏制约。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对于北京这座老城区理应承载更多的文化标记。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首都的定位，政治本位和文化本位的排列大都居于在价值序列位阶的前端。现如今北京市发展模式遗留的交通弊病对我国大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城市来说以及京郊尚未整体开发的欠发达地区而言，很大的大的价值体现在经验教训的汲取上。四，相较于户籍，就业领域，机动车的北京准入门槛过低，包括进京成本（外地车辆进京容易，成本不高）上路成本（机动车的费用、税费等各种手续费用）。上海由于实行机动车牌照拍卖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机动车保有量。五，末端治理迫于经济等压力，地铁建设相对滞后，地铁网络设计缺乏科学论证，大量的人流压力集中在途中。在东京，地铁口是直接和超市，大型企业相通的的。这是保证东京交通通达性的主要原因。政府已经意识到这点，在新建地铁项目开发设计阶段会逐布吸收这一方案方法。然而，旧的路网改造会面临种种困难。另外，迫于传统财政制度改革困境，常常排斥在车号限行之外的公用车管理从预算配置到使用监督、数量配置等环节均有问题。据统计，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公务车监督管理十分严格，数量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公车调控的行政管制已经出台，市场机制，货币化的改革将相继跟进。
北京市的高集中发展模式的后果有二。一方面不断加大交通立体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继续扩城（并不否认都市圈辐射效应）。加大矛盾替代成本，提升了城市土地生态和国防安全压力。客观地好处是伴随着地区间的人才供需结构进失调使得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也调整了社会资源的自发配置；另一方面，人 、地和环境资源的矛盾加剧导致经济的迟缓，发达国家的垄断巨头利用资源经济优势加大打击力度， 逐渐强化政治影响力，转为资源经济领域的政治化干预思路。长期以来，交通问题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数额惊人。照此逻辑，中心区的二十年之后保留的恐怕只有少数大企业和富有政治文化意义的建筑符号。搬迁的企业，机构会开始跟进。此外，京城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不仅影响首都社会发展持续推进，还将制约环渤海都市圈的整体建构。
既然发展至此，北京市政府怎么办？转变为适度均衡的发展观念是第一位的，既要考虑京城特殊的功能定位，又要兼顾城郊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依次思路，当下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应着重在如下方面努力。其一，高度重视城市规划的重要价值和使命。这一关键任务完成的好坏将对环境 经济 社会的法制运行举足轻重。域外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人才选拔机制层面，一流的高精尖规划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迫在眉睫。就规划实施而论，建议以环保优先理念为先导，方便生产生活学习工作为条件，实行首都居民区，教育区，政治文化区，商业区，军事区的适度分离和合理配置的。其二，城市规划法的擅自变更现象，不仅在京城，地方更是屡见不鲜，这是造成土地矛盾的关键诱因之一。不久前，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的执法监督机制保障建设已经提上中央议事日程。在笔者看来，国土资源部的土地问责不仅要有政策风暴，需要长效问责制度的坚强后盾。其三，建立以住房、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先导的京津冀京都市圈合理的高精尖产业岗位激励规范。其四，公车改革应纳入政府改革的重要范畴。3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分别针对省部级和省部级以下单位做出规定，省部级官员提升职务后，也不能换车，“车随人走”。依笔者所见，从预算透明化民主化角度强化不同级别国家机关公车购入的约束迫在眉睫，完善以公车规范利用为中心的社会监督激励机制刻不容缓。其五，加大城市地铁交通的投入力度，参考东京的成功经验，科学规划，合理改造。此外，以每一个公民自我幸福的提升为目标，分阶段逐步完善公众介入GDP考评制度。GDP考评指标的变革如若仅仅停留在政策范畴， 和年年要改的土地财政政策一起屈服于短期利益，局部目标。决不允许待到发达国家GDP人均水准时，以另一种激化方式化解权利和权力的矛盾。我们可喜的看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已经意识到经济GDP的局限，将绿色GDP引入部门考评，人事考评范畴。或许是地方的交通矛盾不及京城突出，鲜有“交通通达度”的指标层次和细化体系。北京各区和地方各省市指标体系的改革宜逐渐提上十二五规划议事日程，进一步落实到制度。此外，从考评信息的调查，分析，制作到发布全过程均有待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能力、动力因素不能成为政府排斥社会力量，自我循环，美化信息的理由。最后，土地财政制度的改革有赖于政府的信心和决心、既得利益链条的切断。经济发展模式的更新需要以民营企业的投资经营环境改善为逻辑起点，城乡一体化建构为主线，以失地农民利权利维护为中心，社会保障的全面推进为后盾，立足于供求理论这一根本市场法则，加大对各地保障住房切实供应的监督检查力度，形成合力，才能全面贯彻落实“藏富于民”的理念。
注：本文尚未发表
作者简介：潘佳（1986-），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学。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行政法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学中所扮演的角色, 可比拟‘诚信原则’在民法中居于‘帝王条款’之地位, 所以, 吾人称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中之‘帝王条例’, 当不为过。”[1]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众多原则之一，其蕴含的精神对于依法合理行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 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
比例原则具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涵义。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能给相对人造成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否则就不合比例。实体合比例主要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就程序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与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对应关系。由于任何实体性的结果都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而达到，所以程序合比例是实体合比例的保障，实体合比例是程序合比例的最终体现。[2]
比例原则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处理实际案件中通过判例发展起来而逐步得到广泛承认的一个基本原则，而非成文法明文规定的。从法制史的渊源上看，“比例原则”最早起源于英国大宪章中的一条规定，即：人们不得因轻罪而受重罚。比例原则最早是在德国警察法学中兴起，主要运用在限制警察的行政权力，作为审查警察采取的行政措施是否超过为了实现目的所需要的必要限度。后来随着这一原则在研究和实践中的发展，其影响渐渐超越了警察法领域，也超越了德国的地理疆域。现在很多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日本、荷兰、西班牙、我国台湾等也将其作为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之一。
二、比例原则的内容
比例原则最早由奥托迈耶提出。奥托迈耶在其名著《德国行政法》一书中提出比例原则并作出如下定义：“行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采行最小侵害以及追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所谓比例原则具体包括三层含义：1、行政机关采取行动的方法必须符合实现法律规定的目的，即行为方式具有适当性。如果一项行政权力的行使, 一个措施的采取不是为了达到法定目的,或者达不到法定目的, 则违反了妥当性要求, 从而违反了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中的特殊性最为明显地体现了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内涵。2、行政机关在若干适合实现法律目的的方式中，必须选择使用对相关当事人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失最小的方式，即行为方式必须具有必要性。即为了达到法定的行政目的, 该项措施是给人民造成最小侵害的措施。换句话说, 已经没有任何其它的能给人民造成更小侵害的措施来取代该项措施了。3、这一必须采用的行为方式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与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应当成均衡，成比例。行政主体在行使某项行政权力前, 必须将行政目的达到的利益与给人民造成的后果之间进行权衡, 只有在证明行政目的重于所侵害的人民权利时才能采取; 反之, 则不能采取。
所以从广义上说，一个广义的比例原则就涵盖了行政法上的目的实现原则、最少侵害原则以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均衡原则。若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来概括“比例原则”的内容，那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比较取其大”。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不可给予相对人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否则就不合比例。从程序而言，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手段与要达到的目的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对应关系。程序合比例加上实体合比例才能使比例原则最终实现。[3]
三、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中的意义
首先，行政比例原则是公平与正义的具体化，有助于正义价值的实现。用破坏性极大的行政手段仅获得极小的行政目的，这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自由与民主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行政权力的设置和行使也是为了人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标，所以行政权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影响必须应当是适当的，合乎情理的，要追求一个最大效率的平衡点。同样，评价某一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也有赖于以比例原则衡量其正义价值。
其次，行政比例原则体现了公共利益的价值和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法律的产生源于利益的分化、冲突, 法律的功能也就在于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协调, 是对社会利益的一种重新分配, 法律工作无非是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寻求一个最为有利的平衡节点, 使既存的紧张关系得以舒缓, 利益得以维持平衡, 社会得以井然有序地不断发展。比例原则恰恰以其突出对私人权益的保护为特点, 强调国家权力的行使应以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协调、平衡为基础, 既避免了过分强调公共利益使其成为凌驾于私人利益之上的堂而皇之的借口, 也避免了过分强调私人利益, 不利于社会整体价值目标的实现, 进而影响大多数人的利益。总的来说，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要以牺牲行政相对人最小利益来行为，要公益与私益并重，从而消除了相对人不满和对立情绪，从而使社会秩序稳定。另外，比例原则也控制了行政违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控制行政主体的行为度，防止其滥用职权，从而也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再次，行政比例原则有助于实现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动态的比例平衡。程序和效率是一个矛盾体，他们之间的平衡制约关系直接关系着行政资源节约，行政目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保护等诸多要素的平衡。它适应了节约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益的要求。比例原则的利益衡量、成本效益包含了以最小的行政投入取得最大的行政效益的要求。行政主体在比例原则的约束下,在实施行政行为时, 自觉对相关因素衡量斟酌, 趋利避害, 以同样或尽可能少的行政投入创造最大的行政利益。
众所周知，现代法制建设就是以人民权利为本位，所以人民谋求生存、自由、发展以及幸福的权利应当得到国家的最大限度的尊重。由此可见，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比例原则也将同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一样日益走进各国包括我国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中去，是民众的利益得到更进一步的保障。
四、比例原则在我国的体现和展望
通过对比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实务，我们可以发现比例原则在他们的法律中是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而存在，比例原则在行政法律实务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在我国目前，比例原则并未被我国学界所普遍重视，比例原则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在加以研究，还没有完全渗透进司法实践中去。比例原则在司法、行政过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情况肯定是不容乐观的，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构建法治社会，作为行政法中的重要原则务必要加以重视，应当将比例原则的精神和内涵贯彻到实务中去，才能真正发挥比例原则的效用，促进行政的合理健康发展。
但是仔细研究一下我国现有的行政性法律规范, 也不难发现, 比例原则的因素已经开始出现。例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4 条规定: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 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 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行政处罚法》第4 条规定: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复议法》第28 条规定, 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撤销或变更。但是, 由于对一些法律术语缺少具体的评价标准, 使其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而比例原则则能为此提供具体的标准。因此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以及行政法治的日益健全, 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的日益完备, 比例原则将以其内容明确、操作功能强而日益走进我国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中去。具体如下：
1、国家在进行行政立法时，首先就应当将比例原则纳入视野中，通过比例原则来考察法律规定的合理性和效率，来审视该项行政立法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是否是产生最小损害的方式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其作用的结果在于对某些人赋予权利的同时，对另一些人科以义务。行政法律也不例外，但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更需要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加以调整以达到平衡，而平衡的标准即可适用比例原则。
2、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易被滥用的特征，为杜绝行政执法主体的不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质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适用比例原则有助于解决问题。因此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领域时要求行政机关在选择执法的方式、方法和范围、幅度时，必须注意把握合理的分寸和尺度。
因为行政法律设定的规则往往具有较大的弹性，当某一项事实发生而需要适用行政法律法规时，行政主体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为了避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要求行政主体在适用法律法规时体现比例原则的要求。[4]拿行政处罚来说，其作为对公民权益剥夺的一种处罚方式，务必对其行使方式，限度加以严格控制，当违法行为发生需要实施行政处罚时，务必结合该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损害后果等因素选择最合适的惩罚力度，这样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才有利于行政法效能的最大发挥。
3.在行政司法中，行政工作人员以准法官的身份出现，由于他们毕竟不是专职法官，正确适用比例原则，可以弥补他们在这方面的欠缺，使他们在做出复议决定或行政裁决时有一个较客观、易把握的判断标准，并据此作出公正的决定或裁决。比例原则不仅有助于行政机关公正执法，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比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可以弥补成文法律的不足，使法官在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作判断时，可以依据较客观的判断标准；同时，比例原则也可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公正裁判，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在行政立法、执法、司法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指引和保障作用，它为行政合理合法性原则做了铺垫，为法律的公平公正性提供了价值标准，在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中，务必对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予以足够重视，并保证比例原则在实践中能够得以发挥功效，以此促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M]
[2] 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J].法律科学：2001（01）
[3] 晏韬.论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J].法制与社会：2010（07）
[4] 薛建龙.略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3）
再看北京市治堵思路
自去年年末相继出台《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和《实施细则》以来， 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申请情况一直火爆。事实上，就一些路段而言，一定时段内，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状况有所缓解，可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还出现了新的矛盾，比如挡车牌，涂改车牌号的行为开始增多；公车规制不力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先买车再摇号，摇了号占指标不用车；4s店资金链断层业务区域转移等等。回顾我们的交通管理历程，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交通系统得到了极大拓展和延伸。昨天学美国，今天学东京，过两天又瞄上巴黎，悉尼，看看他们怎么限制出行， 几点上下班，停车收多少费等等，似乎所有的成功经验都用上了。况且，我国的道路系统建设已经创造了奇迹，也居于世界发展前列，为什么堵塞这块顽瘤始终难以摘除呢？
依笔者所见，一元化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趋向是问题根源，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高集中配置天然地带来了人财物流向的集中化。主体是趋向目标客体行动的，一定时间限度内的刚性需求不变，引起特定空间范畴内人财物的高度汇集。从一定角度，不能简单地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事实上，就北京市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论，改革开放以后，城市道路体系规划设计之初很难遇见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二环建设的初衷就是为了引流外地资源，缓解市中心的压力，三环四环等等相继拓展没有几年的时间，交通压力迅速波及之广泛短期内确实难以预料，那么过多地苛责当局确有勉为其难之嫌。可一旦发展到三环四环的建设规划出台以后，不反思一贯的治堵思路的科学性，就说不过去了。在笔者看来，短期化，利益化的发展模式是调控屡屡失败的症结。交通问题本该规划治理，不该限制 ，不该疏导。城市建设，交通建设前段规划预防才是明举。否则交通发展将始终滞后。我们什么都学习了，交通治理手段是世界最多运用的最好的，唯独没能学习避免问题的理念和方法，没能借鉴指导理念和发展模式。一言以蔽之，从预防的视角，前段规划是解决问题的良药。当局不是不知道，一是有意回避，眼前这块集中发展模式的香饽饽不放，顾不得均衡发展，舍不得滚滚而来的土地出让金，如果舍不得把擅自改变的城市规划用地高价让与高附加值的商业用地就更难了。我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意识到政府与民争利是最差的经济政策。想要退出市场领域，缩小作用边界，不从体制机制的突破很难见效。二是现有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在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和公务员个人短期奖惩基础之上，同社会矛盾长期性，整体性的价值趋向难以协调。三，叫喊了多年土地财政政府的基本角色转型困难,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的实施监督保障机制虚化。再加上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考评的严重不足，政府行为的内在激励机制缺乏制约。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对于北京这座老城区理应承载更多的文化标记。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首都的定位，政治本位和文化本位的排列大都居于在价值序列位阶的前端。现如今北京市发展模式遗留的交通弊病对我国大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城市来说以及京郊尚未整体开发的欠发达地区而言，很大的大的价值体现在经验教训的汲取上。四，相较于户籍，就业领域，机动车的北京准入门槛过低，包括进京成本（外地车辆进京容易，成本不高）上路成本（机动车的费用、税费等各种手续费用）。上海由于实行机动车牌照拍卖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机动车保有量。五，末端治理迫于经济等压力，地铁建设相对滞后，地铁网络设计缺乏科学论证，大量的人流压力集中在途中。在东京，地铁口是直接和超市，大型企业相通的的。这是保证东京交通通达性的主要原因。政府已经意识到这点，在新建地铁项目开发设计阶段会逐布吸收这一方案方法。然而，旧的路网改造会面临种种困难。另外，迫于传统财政制度改革困境，常常排斥在车号限行之外的公用车管理从预算配置到使用监督、数量配置等环节均有问题。据统计，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公务车监督管理十分严格，数量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公车调控的行政管制已经出台，市场机制，货币化的改革将相继跟进。
北京市的高集中发展模式的后果有二。一方面不断加大交通立体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继续扩城（并不否认都市圈辐射效应）。加大矛盾替代成本，提升了城市土地生态和国防安全压力。客观地好处是伴随着地区间的人才供需结构进失调使得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也调整了社会资源的自发配置；另一方面，人 、地和环境资源的矛盾加剧导致经济的迟缓，发达国家的垄断巨头利用资源经济优势加大打击力度， 逐渐强化政治影响力，转为资源经济领域的政治化干预思路。长期以来，交通问题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数额惊人。照此逻辑，中心区的二十年之后保留的恐怕只有少数大企业和富有政治文化意义的建筑符号。搬迁的企业，机构会开始跟进。此外，京城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不仅影响首都社会发展持续推进，还将制约环渤海都市圈的整体建构。
既然发展至此，北京市政府怎么办？转变为适度均衡的发展观念是第一位的，既要考虑京城特殊的功能定位，又要兼顾城郊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依次思路，当下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应着重在如下方面努力。其一，高度重视城市规划的重要价值和使命。这一关键任务完成的好坏将对环境 经济 社会的法制运行举足轻重。域外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人才选拔机制层面，一流的高精尖规划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迫在眉睫。就规划实施而论，建议以环保优先理念为先导，方便生产生活学习工作为条件，实行首都居民区，教育区，政治文化区，商业区，军事区的适度分离和合理配置的。其二，城市规划法的擅自变更现象，不仅在京城，地方更是屡见不鲜，这是造成土地矛盾的关键诱因之一。不久前，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的执法监督机制保障建设已经提上中央议事日程。在笔者看来，国土资源部的土地问责不仅要有政策风暴，需要长效问责制度的坚强后盾。其三，建立以住房、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先导的京津冀京都市圈合理的高精尖产业岗位激励规范。其四，公车改革应纳入政府改革的重要范畴。3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分别针对省部级和省部级以下单位做出规定，省部级官员提升职务后，也不能换车，“车随人走”。依笔者所见，从预算透明化民主化角度强化不同级别国家机关公车购入的约束迫在眉睫，完善以公车规范利用为中心的社会监督激励机制刻不容缓。其五，加大城市地铁交通的投入力度，参考东京的成功经验，科学规划，合理改造。此外，以每一个公民自我幸福的提升为目标，分阶段逐步完善公众介入GDP考评制度。GDP考评指标的变革如若仅仅停留在政策范畴， 和年年要改的土地财政政策一起屈服于短期利益，局部目标。决不允许待到发达国家GDP人均水准时，以另一种激化方式化解权利和权力的矛盾。我们可喜的看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已经意识到经济GDP的局限，将绿色GDP引入部门考评，人事考评范畴。或许是地方的交通矛盾不及京城突出，鲜有“交通通达度”的指标层次和细化体系。北京各区和地方各省市指标体系的改革宜逐渐提上十二五规划议事日程，进一步落实到制度。此外，从考评信息的调查，分析，制作到发布全过程均有待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能力、动力因素不能成为政府排斥社会力量，自我循环，美化信息的理由。最后，土地财政制度的改革有赖于政府的信心和决心、既得利益链条的切断。经济发展模式的更新需要以民营企业的投资经营环境改善为逻辑起点，城乡一体化建构为主线，以失地农民利权利维护为中心，社会保障的全面推进为后盾，立足于供求理论这一根本市场法则，加大对各地保障住房切实供应的监督检查力度，形成合力，才能全面贯彻落实“藏富于民”的理念。
注：本文尚未发表
作者简介：潘佳（1986-），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