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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委体制改革司


国家科委体制改革司关于转发《甘肃省企业科研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科委体制改革司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委，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机构科技司（局）：
最近，甘肃省科委、体改委、计委等八部门联合下发《甘肃省企业科研机构管理办法》，对推动企业科技进步，促使我国经济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积极探索，开拓创新，把实践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及时通报给我们。
附件：关于下发《甘肃省企业科研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甘肃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甘肃省计划委员会、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甘肃省税务局、甘肃省人事局、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关于下发《甘肃省企业科研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地区行政公署，州、市人民政府，省级有关厅、局、公司，省内大中企业：
为了认真贯彻和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决定》，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我省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将《甘肃省企业科研机构管理办法》发给你们贯彻执行。

甘肃省企业科研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企业科研机构的建设与发展，推动企业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决定》（省委发〔1992〕6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科研机构是推动企业科技进步的主导力量。省内企业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建立和完善科研开发机构，充分依靠科研机构和工程技术人员，大力开展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工作，尽快走上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
第三条 企业科研机构是本企业内从事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研究与开发的专门组织，属于企业的生产机构。科技人员和实验工人均为生产人员。
第四条 企业科研机构由所属企业领导和管理，并接受同级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五条 企业科研机构必须坚持为企业生产和科技进步服务的方向，紧密结合本企业的生产实际，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积极开展科研、开发工作，努力为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服务。在完成本企业任务的前提下，可以面向行业和社会服务。
第六条 企业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
（一）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
（二）企业生产中的重大技术难题攻关；
（三）以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降低消耗等目的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研究；
（四）国内外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引进、消化吸收、提高创新和推广应用；
（五）新产品、新技术的中间试验和工业性试验；
（六）搜集国内外同行业科技情报和市场经济信息，并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向企业提供决策意见；
（七）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壮大企业科技队伍；
（八）上级部门下达及外单位委托的科研开发任务。
第七条 企业科研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有明确的科研方向和任务；
2．有健全的领导班子，组织机构和固定的人员编制；
3．有一定数量的科研和技术开发资金；
4．有试验研究的手段和固定的工作场所。大中型企业的科研机构应有自己的中试基地（试制车间）。
第八条 企业科研机构的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大中型企业的科研机构一般应达到企业职工总数的2％以上，小型企业应在3％以上，其中科技人员应占该科研机构职工总数的60％以上。
第九条 企业科研机构的建立、调整、撤销由企业决定，同时报送企业主管部门和同级科委备案。
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科研机构，在确保完成本企业任务的前提下，面向社会开展科研生产经营活动的，须经企业同意，报同级科委审查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注册，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不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发给《营业执照》。
第十条 大中型企业一般应设立科研开发机构，有条件的企业可实行科研、工艺、设计一体化，组建科技发展中心，以发挥整体优势。小企业设立研究室或研究组。企业单独建立科研机构有困难的，应积极开展与独立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寻求稳固的技术依托单位
，或由行业主管部门组建行业技术开发中心。
第十一条 企业科研机构实行厂长（经理）或总工程师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和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所长对厂长（经理）负责，享有以下权利：
1．对所内的行政、科研、生产、经营等工作负有指挥权；
2．可以直接或受厂长委托对外签订各种技术合同；
3．决定本所内部人员的调配和工作安排，确定所内机构设置；
4．决定所内经费的使用和奖金分配；
5．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权力。
第十二条 企业应将科研机构的工作计划纳入企业科技进步和生产经营计划，实行目标管理，定量考核。企业科研机构的年度计划、工作总结要同时上报主管部门和同级科委。
第十三条 企业科研机构内部要普遍实行各种形式的技术经济责任制，建立健全业务、技术岗位责任，做到科技人员的利益与对企业科技进步及经济效益的贡献挂钩，有奖有罚，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十四条 企业应加强对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提高科技人员的素质，逐步形成强有力的企业科技队伍。要采取委托培养、定向培养、进修等形式，加速科技人才的培养，解决人才断层问题。对有才华、有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专业技术人员，根据他们的实际工作水平，可按国家和
省的规定，破格晋升职务，造就一批企业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第十五条 企业按照下列资金渠道，建立科技发展基金：
（一）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省委发〔1988〕26号）规定，按销售收入1～1．5％提取的科技开发资金。
（二）为开发研制新产品、新技术所必需的单台价值在5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装置、试制用关键设备购置费。
（三）企业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用于科研和开发的部分。
（四）国家科技三项费用拨款和有关部门拨付的科技经费。
（五）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收入。
从上述渠道筹集建立的科技发展基金，应单独设帐，由企业科研机构按计划自主使用。
第十六条 企业科研机构科研工作需要的仪器设备、物资材料等，由企业内部调剂解决。必须购置的部分，列入企业物资购置计划。省、地（市）科学器材供应部门对企业科研机构需要的器材，要与对待独立科研机构一样，积极组织货源，保障供应。
第十七条 企业科研机构在试验中所需的零部件、外协件、工装模具以及专用设备等，企业应组织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优先纳入计划安排。
第十八条 省、地（市）科委在科技三项费用中安排用于企业的重点科研开发项目，由企业科研机构组织实施。对于在促进企业科技进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科研机构优先安排。
企业科研机构从事由企业自筹资金安排的科研开发项目并符合省级项目标准的，可申请列入省科技发展计划，享受相应的待遇。
第十九条 承担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的企业科研机构，项目完成后的结余经费，经项目下达单位批准，可以提取结余经费的10～30％，奖励课题组成员。
第二十条 对科研设施、测试手段较齐全，科研开发能力较强的中央和省属大中型企业科研机构，经省科委或企业主管部门组织认定，可分别确定为省级科研单位、科研中试基地或行业技术工程中心，给予重点扶持，使其为全省和行业科技进步服务。
第二十一条 企业科研机构开发新产品向银行申请的专项贷款，还贷有困难的，经省计委或省科委审定，经税务部门批准，可给予减免所得税的照顾，减免的税款，专项用于还贷。
第二十二条 企业科研机构开发的新产品，可按有关规定享受相应优惠政策及申报各级科技进步奖。
第二十三条 企业科研机构取得的科技成果，应在本企业优先转产使用。对本企业短时期内不能转产的成果，在不侵犯本企业技术经济权益的前提下，可向外转让。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后，可以从第一年所实现的利润中提取1～5％奖励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其中项目直接承担者所得
奖金不应低于奖金总额的50％。
第二十四条 企业科研机构在保证完成本企业任务的前提下，都可向行业和社会开放，承接科研课题，进行成果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广泛开展横向联合，组成行业技术协作网，参与技术市场活动。从事上述科技活动所获得的技术性纯收入，可提取20～30％用于
奖励做出直接贡献的科技人员。
第二十五条 开展企业科研机构先进单位和先进科技工作者评选活动，对成绩优异者予以表彰。
第二十六条 地、州、市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1992年12月2日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包括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曾经历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化，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东西方各国的鲜明特色，同时也积淀了体现出民族精神的文明成果。现撮其要者，分述如下：

“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早在《礼记·礼运篇》当中就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民族的先贤把推行“天下为公”的理念看成是发扬大道精神的重要前提，也是华夏先民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境界。体现在司法活动当中，则集中反映在他们对“公之于法”的精神风貌的认识上。

据《汉书》列传第四十二·《张释之传》载：汉文帝时任廷尉之职的张释之在处理犯跸案时，对当事者采取了“罚金”的处罚，并没有顺从文帝的旨意采用重罚。当时他引用的法理根据是：“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又说：“今法如此而更重也，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在张释之看来，法律是公共之器，天子同百姓都必须遵守，如一味顺从文帝采取重罚，有违公正执法的精神，并会造成法律审判失信于民的严重影响。正因为他的据理力争，反映出“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使得文帝在深思良久后，不得不认可这一判决的结果。

同样，唐朝贞观时期的朝臣魏征也有相似的认识。他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提出“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观，并认为“天无私覆”的天道观要求人间的大道观与之相一致，进而认为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审判中，都必须倡导“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据《贞观政要·公平》载：魏征曾向唐太宗明确提出“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在他看来，秉持“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即便惩恶过重，或对灾民处理从轻，都可以为民众所接受。因用法为公，是会得百姓的理解的。

“得其中”的精准精神

中国古代的“中”是哲学上的最高境界，反映到司法的领域中，就表现为诉讼、审判乃至行刑的全过程达到最精确的度。

七世纪的唐律集以往立法与司法成果的大成，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具有封建成文法典的示范性与典型性。

曾在元朝出任儒学提举的柳?，在其所撰的《唐律疏议序》中，对唐律的精确性做出如下的评价：“然则律虽定于唐，而所以通极乎人情法理之变者，其可画唐而遽止哉？非常无古，非变无今，然而必择乎唐者，以唐揆道得其中，乘之则过，除之即不及，过与不及，失其均矣。”在柳?看来，百年多锤炼而成的唐律，已达到“得其中”的精准程度，以至在基本精神上，想超越或者舍弃它都是办不到的，因为失去了法律准确性。

担任过清朝刑部尚书的薛允升也在其所撰的《唐明律合编·序》中，总结说：“（唐律）繁简得其中，宽严亦俱得平，无可再有增减者矣。”也就是认为唐律因在繁简上达到最精准的度，故在量刑的宽严方面也比较公平。

上述评论难免会有溢美之词，但是唐律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所体现出的“得乎其中”，即达到比较精确的度，是没有异议的。其中《新唐书·刑法志》的记述可以作为参考例证：“（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开元）二十年间，是岁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应当指出上述情况是出现唐的升平时期。因为当时统治者奉行“可杀可不杀者，不杀”的刑事政策，所以运用死刑比较精准。

但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由于内部权力争夺达到白热化程度，据《旧唐书·酷吏传》载：武则天一反前制，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贯鼻，禁地牢中”，并“绝其粮饷”，“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以至“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囚”。以至唐中宗也不能不承认，“（当时）冤滥之声，盈于海内。”

可以想见，即便在唐朝，司法活动“得乎其中”也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同的时期则有不同的表现。

清廉律己的自省精神

武则天为大周天子后曾亲撰《臣轨》一书，在其《廉洁章》中，强调清廉之德是为官首要的操守，司法官员自当如此。即所谓：“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又说：“非其路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财（贵）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她在文中清楚表明，清廉操守对正确行使立法与司法权力的极为重要性。

此外，据《明史·曹端传》载，明朝循吏曹端总结自己一生行政与司法经验，得出的警世名言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在他看来，惟有秉持廉洁的道德操守，才能震慑贪吏，赢得民心，公正平允地处理好行政与司法事务。

清代被康熙帝封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曾亲撰《亲民官自省六戒》，其中把廉洁拒贿视为重要的一戒，他认为廉洁是为官的基本操守，受贿则“一文不值”。他告诫自己在内的所有司法官员说：“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为妻孥连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于成龙在这里不仅讲明清廉司法的重要性，也阐明了贪腐受贿其后果的严重性，从而引申出只有廉洁自律，才能正确有效地行使司法权的道理。

慎重狱的恤刑精神

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慎刑之德一直受到推崇。

清代是最后一代封建王朝，一些有政治远见的执法与司法官员，总结历代特别是本朝的经验，深刻指出遵行慎刑之德的极端重要性。例如乾隆年间的河南巡抚尹会一曾在《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一中说：“凡问刑衙门自应虚衷研讯，惟明惟允，庶几狱成而孚乃。若以刻深为明察，以严厉为才能，任意残虐，罔恤民命”，必然造成严重后果。而“据供定罪，援律成招，出入之间，生死攸关，更宜详慎”。所以，“该州县审理事件，必须心平静气，悉秉虚公，度理揆情，务归平允。”他认为惟有秉承慎刑之德，才有可能公平公正地处理好司法事务，才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此外，熊宏备在其《居官格言》中指出，违北慎刑之德，为谋利而滥施酷刑就会造成“一人入狱，中人之产立破；一受重刑，终身之苦莫赎”的悲惨后果，从而告诫各级司法官员用刑不能不遵从慎刑之德的深刻道理。

调处息讼的和谐精神

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司法文化，非常注重推广和睦宗族、家庭，亲善邻里的乡间自治的理念，并主张从这一理念出发，强调所在各地乃至整个国家，在处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时，首先采用调处与和息的方术，化解基层社会的争端，以利于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