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职工失业保险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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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职工失业保险实施办法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职工失业保险实施办法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１日 市政府令第４８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促进失业职工再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四川省企业用于工失业保险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城镇劳动者，适用本办法。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城镇劳动者，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市和区（市）县劳动行政部门是职工失业保险工作的主管机关。同级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具体经办失业保险业务。
第四条 职工失业保险应与职业介绍、转业训练和生产自救等就业服务工作紧密结合，统筹安排，为失业职工再就业提供服务。
第二章 失业保险的范围和对象
第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下列用人单位必须参加失业保险：
（一）国有企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和私营企业；
（二）外商及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
（三）经费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四）使用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
第六条 参加失业保险的用人单位，因下列情形之一失业的人员，依照本办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一）依法宣告破产的企业职工；
（二）濒临破产的企业在法定整顿期间被精简的职工；
（三）依法被撤销、解散单位的职工；
（四）依法关闭、停产整顿单位被精简的职工；
（五）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
（六）被辞退、除名或开除的职工；
（七）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或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享受失业保险的职工。
第七条 与所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列人员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一）在本单位连续工作不足十二个月的；
（二）在中等以上学校接受全日制教育的；
（三）被劳改、劳教人员；
（四）经单位同意自愿辞职的；
（五）自动离职的。
第八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失业职工。停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一）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届满的；
（二）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服兵役、升学和出境定居的；
（三）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被劳动教养或被判刑的；
（四）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死亡的；
（五）重新就业的；
（六）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不参加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组织的职业指导座谈会和转业训练的；两次不接受就业服务管理机构介绍就业的。
第九条 未参加失业保险的单位，其职工失业后，不得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已参加失业保险但连续一年以上未全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单位，其职工失业后，暂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但政府批准的停产、半停产、特困企业除外。
第三章 失业保险工作的管理机构
第十条 市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负责管理、指导全市失业保险业务。各级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在失业保险工作方面的主要职责是：
（一）执行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实施本地区失业保险工作规划；
（二）筹集、管理和使用失业保险基金；
（三）负责失业职工登记、建档、统计和组织管理；
（四）组织失业职工的转业训练和扶持生产自救；
（五）开展失业职工的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六）按规定报送有关资料和报表。
第十一条 市和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聘用失业保险工作专职管理人员。
第四章 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和管理
第十二条 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
（一）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
（二）滞纳金；
（三）失业保险基金存入银行的利息和其他纯收入；
（四）地方财政补贴。
第十三条 失业保险费缴纳的标准：
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全部职工年平均人数和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全市职工平均货币工资额乘积的１％缴纳失业保险费。
外商及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按全部中方职工年平均人数和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全市职工平均货币工资额乘积的１％缴纳失业保险费。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按全部劳动合同制工人年平均人数和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全市职工平均货币工资额乘积的１％缴纳失业保险费。
第十四条 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有权对参加失业保险单位的职工人数、缴纳情况进行核查。
第十五条 调整失业保险费缴纳标准。须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或者注销企业营业执照，应定期抄送当地县以上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七条 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由单位按季自行缴纳，或由其开户银行根据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按季出具的“职工失业保险费委托收款书”，代为扣缴，转入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失业保险基金专户”，专项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失业保险基金存入银行后，按照城乡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率计息，银行对城乡居民个人储蓄实行保值贴补时，对失业保险基金实行同样的保值措施，所得利息和保值贴补纳入基金。
第十八条 失业保险基金由市和区（市）县分别筹集，实行分级管理。地处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龙泉驿、青白江七区范围内市属以上单位和外商及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由市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负责失业保险费的筹集和基金的管理；以上七区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负责本区范围内区及区属以下单位的失业保险费的筹集和基金的管理。其他县（市）范围内的单位由各县（市）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负责失业保险费的筹集和资金的管理，各县（市）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按季将筹集基金的１０％上缴市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并入基金专户，用于全市调剂。
市和区（市）县本年度基金支出大于收入时，可动用上年结余；不敷使用时，由各级地方财政补贴。
第十九条 失业保险基金的预、决算由市和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按规定编制，经同级劳动行政和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本级预、决算，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失业保险基金不能用于平衡财政收支。
各级财政、审计和工会要加强对基金收支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第二十条 单位撤销、解散或破产，清算组织必须通知单位所在地的市和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其欠缴的失业保险费应在支付清算费用后与工资同一顺序补缴。
第五章 失业保险基金的使用
第二十一条 失业保险基金的开支项目：
（一）失业职工的失业救济金及代发手续费；
（二）失业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的门诊医药费和医药补助费、生育补助费、丧葬补助费、其供养直系亲属的抚恤费、救济费；
（三）为促进再就业的职业介绍、转业训练、生产自救费用；
（四）失业职工生活困难补助金；
（五）失业保险管理费；
（六）银行办理失业保险基金的手续费；
（七）国务院、省和市政府确定的其他项目。
第二十二条 失业保险基金和从基金中提取的促进再就业经费年终结余部分不计征税费，转入下年度继续使用。
第二十三条 失业救济金和门诊医药费从失业职工办妥失业登记的次月起计发，其领取期限根据失业职工离开企业前的连续工龄计算，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四个月。再次失业的职工，按重新就业后的连续工龄计算。
失业职工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期限，具体划分为：工龄满一年不满二年的发三个月；工龄满二年不满三年的发六个月；工龄满三年不满五年的发十二个月；工龄满五年不满八年的发十八个月；工龄满八年以上的发二十四个月。
第二十四条 失业救济金的标准，按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的７０％确定。
第二十五条 市和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向基层就业服务机构按代发失业救济金总额的３％发给代发手续费。
第二十六条 失业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每月的门诊医药费按失业救济金领取额的１０％确定，与失业救济金一并发放。
第二十七条 失业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因病到指定医院住院治疗，负担医药费确有困难的，由本人提出申请，报市或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审批，可给予其住院费用一定比例的补助。
第二十八条 失业女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符合计划生育规定分娩的，发给一次性生育补助费。
第二十九条 失业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死亡的，可发给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的抚恤费、救济费，根据其具体困难，给予一次性补助。
第三十条 失业职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向市或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申请领取生活困难补助金：
（一）夫妻双方均失业的；
（二）有法定赡养责任的；
（三）有其它特殊困难的；
生活困难补助金的发放标准不超过本人领取失业救济金的４０％。
第三十一条 失业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参加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组织的转业训练并取得结业证的，或经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同意参加社会开办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班并取得结业证的，凭财政部门制定的收款凭证报销一定金额的培训费。
第三十二条 失业职工因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而致伤或死亡的，就业服务管理机构不得支付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费用。
第三十三条 促进再就业的费用，市和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按照当年收缴失业保险基金总额的３０％提取，专款专用。
（一）转业训练费用于：
１．失业职工和企业在停产整顿、兼并及合并期间的转岗、待岗职工进行转业训练的培训补助费。本项经费由市和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统筹安排。
２．转业训练必需的设备购置费。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使用本项经费，须经市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审批。市就业服务管理机构使用本项经费，须经市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３．修建转业（就业）训练基地所需的补充经费。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使用本项经费，须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报市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和市财政部门审批。市就业服务管理机构使用本项经费，须经市财政部门同意。
（二）生产自救费用于：
１．失业职工进行生产自救和企业在停产整顿及兼并、合并期间组织待岗职工开展生产自救所需扶持费。
２．向安置失业职工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提供低息或无息借款，也可为其向银行贷款贴息。
上述两项经费由市和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统筹安排使用，区（市）县级使用时，须报市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审批。
（三）职业介绍费用于：
１．为失业职工在享受失业救济期间开展职业指导、就业咨询等项服务所需费用。
２．为失业职工和富余职工到劳动部门所属的职业介绍机构参加求职交流支付中介服务费。为招用富余职工和失业职工，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用工单位支付中介服务费。
第三十四条 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可根据失业职工再就业的具体情况，按照下列条件发放失业救济金：
（一）失业职工经职业介绍机构推荐而被用人单位录用，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的，可将失业职工应享受的失业救济金余额拨付给用人单位。
（二）失业职工自谋职业的，可将其应享受的失业救济金余额一次性发给本人，作为扶持生产、经营的资金。
第三十五条 失业职工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终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第三十六条 失业救济金支付出现缺额时，可动用历年积累的促进再就业费用作为补充。
第三十七条 市和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开展失业保险工作所需经费在失业保险管理费中开支。
市和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根据本级失业保险工作的实际需要，每年编制管理费开支计划，报同级财政审核后执行。
第六章 失业职工的管理
第三十八条 凡属本办法第六条〔一）、（二）、（三）、（四）、（七）项范围内的失业职工，原单位或主管部门应向市或所在的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提交有效文件和失业职工名册，经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审核认定后，由原单位或主管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书面通知失业职工到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办理失业登记。
第三十九条 凡属本办法第六条（五）、（六）项范围的失业职工，原单位应在签发《终止、解除合同通知书》、《辞退职工证明书》、《除名、开除决定书》等有效文件的三十日内送达失业职工本人，并通知失业职工到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办理失业登记。
第四十条 原单位或主管部门应在签发处理职工的有效文件的三十日内，将失业职工档案，随同《成都市失业职工档案转移通知书》，送达失业职工本人户口所在地就业服务管理机构。
第四十一条 失业职工应在接到原单位或主管部门签发的有效文件之日起的三十日内到本人户口所在地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办理失业登记手续，领取《成都市失业职工失业救济金领取证》和《成都市城镇待业人员待业证》，逾期不办理失业登记的，不享受失业救济。
第四十二条 失业职工从办理失业登记的次月起，按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由本人按月领取失业救济金和门诊医药费连续两个月未按规定领取的，作自动放弃失业救济待遇处理。
第四十三条 失业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需异地转移的，凭迁入地公安机关签发的准迁证，到市或区（市）县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办理失业保险转移手续，将本人应享受的失业救济金和门诊医药费的余额划转迁入地的失业保险机构。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逾期缴纳或者拒不缴纳失业保险费的，除补足应缴纳数额外。从逾期或者拒缴之日起，每日加收１‰的滞纳金，由就业服务管理机构通知单位开户银行从其帐户中扣缴。
第四十五条 以非法手段领取失业救济金和其它失业保险费用的，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应追回其全部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单位对缴纳失业保险费、滞纳金或失业人员对发放救济金及其他失业保险费用有异议的，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七条 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擅自动用基金或将其挪作他用的，由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各项补助费的具体标准由市劳动局另行制定，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成都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劳动局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实行保险的通知》（成府发［１９９２］１８６号）同时废止，本办法发布前的规章和行政性文件的内容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常州市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废止)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颁发《常州市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常政发〔2005〕25号
关于颁发《常州市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常州市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颁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二月三日
常州市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缓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医疗困难，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市区行政区域内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但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以下简称城市低保对象）的医疗救助，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低保对象的医疗救助实行人民政府负责制。市民政部门负责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工作的管理和组织实施。财政、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筹定支、适度救助；
（二）公开、公平、公正；
（三）政府救助与社会互助相结合。
第五条 城市低保对象申请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应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明等材料，向市民政部门申请领取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证。
第六条 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按下列方式进行：
（一）门诊方式：全市各级各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负责患病城市低保对象的门诊治疗；
（二）住院方式：常州市德安医院负责患病城市低保对象的住院治疗和转院手续的办理。
第七条 城市低保对象患病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门诊治疗的，对有关费用予以减免，具体减免办法由市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八条 城市低保对象患病住院治疗的，住院诊疗费、床位费减半收取，药品费减免10%，氧气费减免20%，检查费、手术费、护理费（不含护工费）减免30%。
城市低保对象患病住院治疗按前款规定实行减免后，个人自付住院医疗费用超过500元的，超过部分可按下列比例分段计算、累加报销，但一个年度内报销的最高限额为10000元：
（一）医疗费用在500元以上至1000元（含）的，报销比例为50%；
（二）医疗费用在1000元以上至3000元（含）的，报销比例为40%；
（三）医疗费用在3000元以上至10000元（含）的，报销比例为30%；
（四）医疗费用在10000元以上的，报销比例为20%。
第九条 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的项目范围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
城市低保对象因下列情形之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救助：
（一）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患病的；
（二）醉酒导致患病的；
（三）自残或者自杀患病的。
第十条 城市低保对象患国家规定的特种传染病的，由相关医疗机构负责收治，所需医疗费用按有关规定办理；患一般传染病而未列入政府救助范围的，其医疗救助按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城市低保对象患病须转至其他医疗机构治疗的，应由市德安医院办理转院手续，其医疗费用按本办法规定予以减免报销。
第十二条 城市低保对象停止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其医疗救助待遇同时停止。
第十三条 成立市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市民政、财政、卫生、药监、劳动和社会保障、审计、物价、监察、法制、总工会、残联等单位组成，负责医疗救助的政策拟订、资金筹措和组织协调，其日常工作由市民政部门具体负责。
第十四条 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资金实行多渠道筹措的方式，主要包括：
（一）市财政部门按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总人数，年人均200元的标准拨款 ；
（二）市民政部门从福利金和慈善金等经费中，按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总人数，年人均100元 的标准筹集；
（三）其他渠道筹措的资金。
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资金筹集标准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救助资金运行情况适时调整提高。
第十五条 市民政部门负责医疗救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并接受市审计、财政等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
第十六条 参与医疗救助的医疗机构要尊重患病就诊的城市低保对象，做好医疗服务工作，完善并落实各种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公开收费标准，保证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医疗救助水平。
参与医疗救助的医疗机构按规定实施减免的费用不列入医疗救助资金支付范围。
第十七条 城市低保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其医疗救助待遇，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如实提供有关材料或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将医疗救助证、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借给他人使用的；
（三）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的；
（四）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医疗救助待遇的。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九条 从事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金坛市、溧阳市和武进区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5年4月1日起施行。
论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要件
王德山
内容提要：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必须具备一定的要件。在判定是否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时不能仅仅以显失公平作为唯一依据，还应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不能履行”两种情形作为判定的依据之一。认定“显失公平”应当通过经济成本核算，以当事人是否遭受较大亏损作为基本认定依据。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应述种属关系，情势变更实为商业风险的情形之一，二者不存在所谓的区别，若发生情势变更而依法不能适应情势变更制度的，可称之为“风险自负”或“风险自担”。
关键词：情势变更，情势变更制度，适用要件
Studies on Applicable Condition of the Situation-changed System
Wang de_shan Shen min rong
(Law Department,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The situation-changed system has its applicable condition. Beyond distinct un-justice, purpose-lost and unfulfillable contract are base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situation-changed system is applied. The method of costing should be used in judging distinct un-justice. The changed-situation is one of commercial risks. The changed-situation which cannot be applied in the situation-changed system is calling self-burdening risk.
Key words: the changed-situation; The situation-changed system; legal application
一、要件概述
合同订立后发生情势变更，当事人主张使用情势变更制度予以救济，应当具备两大基本要件：第一，须有情势变更的客观事实；第二，情势变更致合同履行显失公平、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或合同不能履行。两大条件同时具备，当事人可以寻求情势变更制度的法律救济。对前一要件所涉及的问题理论上基本不存在争议，本文不作论述。但后一要件目前并未得到较好解决，甚至存在很大的误解。
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后果要件，目前理论界仅仅论及“显失公平”，但笔者认为，除显失公平外，还应包括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或合同不能履行两种情形，但凡上述三种情形之一者，均应允许当事人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情势变更引起的法律后果未必都是显失公平一种情形，某些情势变更将导致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得以实现，继续履行合同已无价值，或者客观上不能履行合同。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以及客观上不能履行合同，并不等同于显失公平，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如，男士刘某与女士马某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刘某于是与照相馆订立合同，约定某日与其妻子到该照相馆拍摄结婚照，并向照相馆缴纳了3000多元的照相费。但还未到约定的拍照日，刘某与马某离婚。刘某因与妻子离婚，继续履行照相合同已无意义可言。而且，上述情形很难以“显失公平”的尺度进行衡量。因此，在决定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时，应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客观上不能履行合同作为独立的认定依据之一。如果将后两种情形排除在外，将导致情势变更后当事人难以依据情势变更制度得到法律救济。
二、显失公平及其认定
（一）普通意义的显示公平与情势变更中的显失公平
就情势变更中的显失公平而言，应当有别于普通意义上的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据此，显失公平是可归责于一方当事人过错行为所致，一般是一方当事人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为，且对这一结果的发生事先已经有所预见，即在主观上，一方有利用优势或利用对方轻率，没有经验的故意；在客观上，当事人在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利益失衡。 这与情势变更原则中的显失公平的内涵所要求的不可预见性和双方的无过错性显然有所区别。即情势变更中的显失公平完全是由于合同当事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导致合同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过错。因此，情势变更中的显失公平应当与普通意义上的显失公平加以区分，不能以普通意义上的显失公平标准直接衡量情势变更中的显失公平，并由此决定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
（二）经济成本核算
情势变更一般来说是客观的，显而易见，易于判断。换句话说，对情势变更的事实认定一般不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自由裁量空间，但继续维持原合同效力是否显失公平则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和自由裁量空间。因此，如何界定和评判显失公平成为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最为关键所在。
如何界定和评判显失公平，也就是显失公平的标准是什么。目前，有关显失公平的论述基本上都是抽象性、概括性的描述，主观色彩较浓。如，显失公平是指权利义务的配置明显不对等，使一方处于重大不利的境地；这种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等等。 因此，对显示公平的认定没有一个客观的界定和评判尺度，凭由法官自由裁量。其后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严重影响当事人的权益，大大削弱了情势变更制度的价值。
为了使情势变更制度中的显失公平界定标准客观化，标准化，笔者主张，以成本核算来界定显失公平。当事人因情势变更，如价格涨跌、货币贬值等等，使其经济利益受到影响，并以此为由而主张情势变更制度救济的，必须进行经济成本核算，以经济成本作为衡量尺度，以“正负零”作为判断标准，即如果因情势变更而导致一方所获利益显著低于其成本，也就是该项交易严重亏损，遭受较大经济损失时，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如果情势变更使得一方当事人获得的利益仅仅是相对降低或减少，但从成本角度分析，仍然可以获得经济利益，只是获利多少的问题，不能以此认定为显失公平并适用情势变更制度。为了进一步说明该问题，现择两例比较说明：
案例1.原告煤气公司与被告仪表厂签订《煤气表散件供应合同》，仪表厂向煤气公司供应J2.5煤气表散件7万套。每套散件单价57.30元，总价款为401.1万元。之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生产煤气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铝绽价格由签订合同时国家定价为每吨4400元至4600元，上调到每吨16500元，由此，散件的成本上涨到每套70.22元，若继续按原合同价格及数量履行，仪表厂将遭受1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案例2 ：顾某夫妇准备出国，决定将原居住的房屋出售。2001年8月，顾某与同村村民戴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约定成交价格为13万元，戴某当即将10万元交付给顾某。但就在顾夫妇办理出国手续期间，当地房价狂升，由当初签约时每平米1000元左右到约定的交房日前，该地段房价陡升至每平米2000元，且还在继续攀升。顾某夫妇觉得如此卖房吃了大亏，便以种种理由拒绝交房。2003年1月，戴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顾某夫妇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庭审中，顾某夫妇提出，目前房价已狂升至当初协议约定价格一倍多，履行原合同对被告明显不公。请求法庭支持被告因情势变更继续履行协议显失公平而解除协议的要求。
上述案例是否构成情势变更中的显示公平，经过成本核算和通过对比，可以得出结论。案例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生产煤气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价格暴涨，导致散件的成本由每套57.30元涨到70.22元，仪表厂如果按原合同继续履行，将导致其不但无利可图，反而亏损100多万元，显然显失公平。但案例2的情形却不同，合同签订后虽然房价暴涨，前后房屋买卖价格相差很大，但从成本角度分析，顾某夫妇并不因此而亏损，仅仅是与合同履行时的市场价格比较少获利而已（如果合同订立时就低于其购房价格或建房成本，已不属于情势变更）。故不能仅仅前后价格之间的差价即认定为显失公平。
以经济成本作为判断标准主要适用于直接从合同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当事人，如本文案例中的卖方（起码其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经济利益）。无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经营者），还是偶尔从事一项交易的普通当事人，其签订有偿合同，从事交易，必然存在一方当事人从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因此，针对此方当事人在认定是否显失公平时，应当进行成本核算，以“正负零”作为判断标准客观、公正，易于判断，这样完全可以避免对显失公平认定的主观随意性。同时，在认定是否构成显失公平而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时，必须避免和注意以下情况：
1．当事人所获经济利益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
所谓纵向比较，即签订合同时交易价格或酬金与合同履行时的交易价格或酬金相比较。所谓横向比较，即当事人的交易价格或酬金与第三人同等条件的交易价格或酬金相比较。在许多合同中，特别是买卖合同中，市场价格时常发生变动，有涨有跌，并因此而影响到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合同履行时的价格或酬金高于或低于签订时的价格或酬金，或者比第三人的交易价格或高或低，虽然对一方当事人的收益有影响，甚至影响较大，但不能仅仅因此就认定为显失公平并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类似本文案例2中的情形，之所以有许多人认为构成显失公平， 就是仅仅从合同签订前后的市场房价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表面上似乎对一方当事人有失公平。以该案为例，如果合同订立后当地房价普遍下降了，买方亦必将认为因此多付了款并进而主张显示公平。若交易者都以此为由而主张情势变更，交易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诚实信用原则将遭到破坏。故笔者认为，不能仅以卖多卖少、赚多赚少、收益多少来衡量与评判是否构成显失公平。目前，理论界正是由于这种不自觉地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以赚多赚少，收益多少作为显失公平的判断标准，使得本不应当适用情势变更的情形而适用情势变更，最终导致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和自由裁量的空间无限扩大，实属对情势变更中显失公平的重大曲解，其结果必然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
2．另一方是否获取暴利不是显失公平的判断因素
有人认为，在界定显失公平时，将另一方获取暴利作为显示公平认定中的要素之一。 笔者认为，另一方是否“获取暴利”不应作为认定是否显失公平的考虑因素，只需考虑对一方当事人是否显著“不利”，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即可。因为，第一，对一方当事人显著“不利”，另一方当事人未必就因此而获得暴利。反之，一方当事人获取暴利，对另一方当事人未必一定显著“不利”；第二，另一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只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无其他违法违规之处，其获利多少，作为私法领域而言，法律不应干预。
3、以超过“法律允许的限度”作为认定显失公平的要素之一
有观点认为，当事人所获得的利益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亦作为认定显示公平的要素之一。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截止目前还未看到法律或法规对“允许的限度”作出过规定，当事人所获得的利益是否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事实上无据可凭。而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私法领域而言，法律、法规也不宜作出此规定。故所谓“法律允许的限度”不应作为显失公平的认定依据。至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行业或产品，如医药零售等行业，国家对其交易价格作出限制性规定，当事人超越限制性规定，其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已不属于显失公平的范畴。
在以经济成本作为认定标准时，首先，该种衡量标准不适用于股票、期货等等特殊行业，本身具有投机性的合同及射幸合同；其次，当事人的交易所得利益是否低于其成本，须由其本人负举证责任，提供真实的材料，必要时可以由合法机构进行评定；再次，交易所得利益低于其成本必须是显著的，亏损较为严重。至于亏损的严重程度可根据具体案情来确定，但总体来说不能因整个交易仅仅赔了几块钱就主张显失公平而滥用情势变更原则。最后，严重亏损必须是因情势变更而导致，不能为其他因素所造成。
三、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合同订立后情势变更维持原合同效力，并不一定都导致一方当事人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可以使得一方当事人，甚至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即合同目的落空，在此情形下，当事人可以主张情势变更制度。换而言之，法律应以当事人订立合同之目的能否实现作为认定和评判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依据之一。
任何当事人签订合同必然有其期望达到的目的，或获得经济利益或其它。绝大多数合同，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是为了获取经济利，但另一方当事人或个别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并非从中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如照相合同、婚庆合同、仓储合同中的照相方、新郎新娘方、存货方等等，因此而无法进行成本核算。对此，应以能否实现当事人订立合同之目的作为认定依据，即若因情势变更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将毫无价值和意义，则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如本文前述照相合同，刘某订立合同的目的并非获取经济利益，对于刘某而言也无法进行经济成本核算，但问题是合同订立后，刘某与马某办理了离婚手续，不再是夫妻，情势因此而发生了变更，如果继续履行该合同对于刘某显然已无价值和意义可言。
如何认定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笔者认为，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一般而言是客观的、外在的，一个普通人完全可以作出判断。如在有偿合同中，收取钱款的一方当事人，可以认定为其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至少其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如，合同中的卖方等。而交付钱款的一方当事人由于合同种类不同，目的各有不同。如上述照相合同中，刘某订立合同的目的是拍摄结婚纪念照作为夫妻二人的结婚纪念。
如果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为获取经济利益，并因经济利益受到严重影响而主张情势变更制度，应当首先进行经济成本核算，只有在订立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不能进行经济成本核算的情况下，才考虑其订立合同的目的能否实现作为决定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依据。
四、履行不能
如因情势变更致使当事人客观上不能履行合同，当事人可以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客观上不能履行合同，包括全部不能和部分不能、暂时不能和永久不能。履行不能即有别于显失公平，也有别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然，合同全部且永久性不能履行，当事人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而解除合同，其结果必将导致当事人订立合同之目的不能实现，但这毕竟是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结果。另外，如果是部分不能履行或暂时不能履行，只是对合同进行变更，或许并不影响当事人订立合同之目的。因此，应将合同履行不能作为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认定依据之一。
五、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
商业风险是交易者在交易活动中未来可能遇到的对交易者潜在的各种不利的因素或情形。任何交易者的每一项交易行为都可能遇到各种风险，只是风险大小不同而已。如自然事件、社会事件、政策调整、价格涨跌、货币贬值、贸易壁垒、投资失误甚至上当受骗等等，并因此而影响交易者的目的最终能否达到，或使交易者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商业风险可以说是一个空泛的、抽象的概念，泛指导致经营或交易行为成败或使交易者遭受经济损失的一切不利因素或情形，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均应属于商业风险的范畴。
具体到合同中，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虽有情势变更，但合同未因此而变更或解除，仅使得一方当事人利益因此而受到一定的影响，未能完全达到其订立合同时预期的目的。反之，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而变更或解除合同，最终未能达到另一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预期的合同目的。上述情形，无论前者或后者，对于合同当事人而言，本质上均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的范畴。案例2，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当地房价暴涨，合同约定的价格大大低于合同履行时的市场价格，顾某夫妇因此相对少收入一部分房款。但顾某夫妇仅仅是相对少收入一部分房款，事实上并不显示公平，因为合同订立时的房价应是物有所值，不能仅因后来房价上升而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不利后果当由其自己承担。按照传统理论认为，上述情况属于商业风险。案例1，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大提高。无论是解除合同还是继续履行原合同，必将导致至少有一方当事人不能实现原合同订立之目的，即要么不能获得合同标的物，要么不能获得预期的经济利益。因此，该情势变更不能不说是双方当事人遭遇的商业风险。
总之，无论何种情形，因情势变更总有一方当事人不能完全达到其合同订立时的期望，或至少有一方当事人因情势变更而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商业风险与情势变更之间属于种属关系，即情势变更属于商业风险之一种。
某些商业风险是由于可归责于当事人原因所致，如判断失误、经营失策，当事人存在主观过错。某些商业风险属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所致，即因当事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所致，如物价涨跌、币值升贬、政策调整等等。其中情势变更即属于后者。但有时尽管情势发生变化，并因此给合同当事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一定的减损，也不能因此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由此而造成的经济利益减损或不利后果则由当事人自己承担，如案例2。正因如此，人们习惯上将该种情势变化归为正常的商业风险。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之间所谓区别的讨论。
笔者认为，商业风险本不属于法律上的概念，与情势变更也本不属于一个层面的概念，因此很难将二者作一比较。理论界虽有不少文章将二者进行比较，但比较结果难以让人信服。关于二者的主要区别的表述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一致认为：第一，主观要素不同，即情势变更是在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不能克服，双方均无过错。商业风险在当事人订约时是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的，而当事人没有预料到，主观上有过错；第二，发生原因不同，即情势变更是由当事人以外的原因即其不能预料的事由所引发。而商业风险的发生则与经营者的素质、经验等自身因素有关，取决于经营者是否遵守商品的价值规律，是否了解市场行情以及对市场信息的判断力等，这种风险是商业活动中的正常风险；第三，产生影响不同，即情势变更一般会对合同的正常履行产生重大影响，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造成重大损失；而商业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则较小，不会造成合同履行不能或合同目的不达的后果。
对于上述区别的论述值得商榷，该区别实际上是对商业风险狭隘和片面的理解。笔者认为，因情势变更而致合同变更或终止，其本身就是合同当事人应承受的一种商业风险，上述所谓的区别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第一，情势变更，当事人固然没有过错。但是，当事人遭遇的商业风险，当事人有无过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多商业风险当事人未必能够预见到，其出现同样不能全都归责于当事人，如市场行情的异常变化、币值涨跌等等。因此，当事人有无过错不能绝对化、一概而论。第二，二者发生的原因并无本质区别。情势变更是由当事人以外的原因所引发，而某些商业风险不可否认，可能因当事人经营、管理失误而造成，但不排除当事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不为当事人所左右的意外因素所导致，如价格异常变动、币值涨跌等等。第三，商业风险可以说是一个空泛的、抽象的概念，并非指一个具体的事件或行为，离开具体的事件或行为，根本谈不上对合同有无影响或影响大小。有人认为，“如果某一风险（如物价的上下波动、币值的一般变化）虽然会给当事人的经济状况造成一定影响，但并未严重损害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也没有妨碍合同的正常履行，则属商业风险范畴；如果某一风险，超出了一定范围，则可能演变成情势变更。例如，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在短期内数倍增长，国家政策法规重大变更等”。 这种以对合同的影响大小来划分二者的区别，一方面其本身不科学、不严谨，另一方面，主观性极强，没有一个客观判断标准，不利于实务操作。其实这也恰恰说明二者没有本质区别。总之，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不是一个层面、一个领域的概念，将二者强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显然无法得出科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正因如此，市场价格涨跌、货币贬值等等，究竟属于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用上述所谓的区别将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因此，笔者认为，二者所谓的区别是不存在的，客观上也无法作出科学、准确的划分。情势变更的结果本身就属于当事人所应承受的商业风险，换言之，因情势发生异常变化以及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结果，均是商业风险的情形之一，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为了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风险，笔者建议，因发生情势变更而依法不能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由此所承担的不利后果，如案例2中顾某夫妇，可以称之为“风险自负”或“风险自担”，这样较为科学、严谨。
现行《合同法》之所以未能确立情势变更制度，其主要原因是对情势变更难以作出科学的界定，包括与所谓的商业风险的界限难以划清，执行时难以操作。 但事实上，情势变更本身并不难界定，核心问题是情势变更制度适用条件。对此，如果发生情势变更致使合同继续履行显失公平、或者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或者客观上合同不能履行，具备上述三种情形之一者，均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关于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所谓界限，如果显失公平的认定依据客观化、标准化，即通过经济成本核算，确定一方是否因情势变更而遭受较大经济亏损便可以得出结论，二者的界限也就迎刃而解，同时也可以大大制约和缩小办案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至于发生情势变更后，合同目的能否实现、客观上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决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正常、公正人士并不难作出判断。（《法学杂志》2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