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市教委拟定的天津市民办学前教育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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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赵某与田某均系经营石材厂的个体业主。孙某受雇于田某从事操作锯石机工作，在锯石机的锯片磨损到一定程度时，其负有更换锯片的职责。赵某与田某等人的石材厂相邻。平时（尤其是在夜晚），若二被告石材厂中某个石材厂的锯石机需要更换锯片而缺少人手时，该石材厂的工人会去请其他相邻石材厂的工人帮助更换。这种工人之间相互帮忙更换锯片的行为，二被告均予以同意或默许。2010年11月25日晚，孙某在田某石材厂中上夜班。当日晚9时许，赵某派其工人厉某到田某石材厂中请孙某帮助更换其锯石机的锯片，孙某遂到田某石材厂中帮助其更换锯片。在更换锯片的过程中，孙某不慎被脱落的锯片砸伤腿部。因自行协商未果，孙某于2011年5月7日诉至法院，要求赵某与田某连带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71 323.25元。

　　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为帮工法律关系，孙某应当向被帮工人许某要求赔偿。我国法律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孙某帮助赵某更换锯片系不求报酬的帮工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在帮工活动中遭受到了人身损害作为被帮工人赵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案所涉法律关系是雇佣法律关系，孙某应向雇主田某要求赔偿。我国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孙某系田某的雇员，其当晚工作时受邀帮助赵某更换锯石机锯片的行为，虽然没有受到其雇主张某的明确指示，但在日常工作中已经得到雇主张某的默许，其行为也是为了其在更换锯片时得到田某石材厂中的工人的帮助。可见，孙某在工作时帮助田某更换锯片的行为是为了其从事的雇佣活动（操作锯石机）的顺利开展，与其履行职务（操作锯石机并更换锯片）有内在联系，故其受邀帮助赵某更换锯石机锯片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是为雇主田某从事雇佣活动。孙某作为田某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到人身损害，田某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田某基于雇佣法律关系而对孙某负有赔偿责任，而赵某基于帮工与被帮工的法律关系对孙某亦负有赔偿责任。但孙某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孙某不能同时起诉二被告，只能选择一个主体雇主或者被帮工人作为被告，分别依照雇佣法律关系或帮工法律关系要求雇主或被帮工人其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雇员的损害是由可归责于雇佣关系以外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第三人亦应当按照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时，雇员或其他赔偿权利人就会产生两个赔偿请求权。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否要求这两个赔偿责任人进行连带赔偿呢？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孙某系田某的雇员，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田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孙某所受人身损害系帮助赵某进行更换锯片活动所造成，作为被帮工人，赵某对该次人身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为充分保障雇员的合法权益，孙某既可以要求赵某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求田某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的赔偿责任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和行为而对孙某负有的以同一给付为标的（赔偿孙某人身伤害造成的损失）的两个债务，其中任何一个被告履行了赔偿责任，那么两被告的赔偿责任均归于消灭。雇主田某与被帮工人赵某对孙某的赔偿责任实际上是不真正连带责债务。

　　不真正连带债务，又称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债务人分别基于各自立场对同一债权人负填补同一损害之义务。关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史尚宽先生认为，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在客观上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对于受害人承担标的相同的数人责任，每个自然人都负有全部履行的义务，并因任一责任人的履行而使全部责任均归于消灭的责任。简言之，不真正连带责任乃多数人就同一内容之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而因一责任人之履行则全体责任消灭之责任。不真正连带责债务是数个请求权竞合产生的债务。按照请求权竞合的理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请求权相同，又无其他约定时，赔偿权利人应当择一行使，即在数个请求权中选择一个请求权行使，选择并行使一个请求权后，其他请求权自行消灭。其目的在于防止赔偿权利人获得重复履行的不当得利，因此不真正连带责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也只能选择数个债务人中的一个债务人请求给付，选择并行使一个请求权经法院裁决后不得改变，除非客观上由于法律原因或事实原因不可能实现。

　　在特殊情况下，由于不真正连带责债务的双方当事人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债权人择一债务人请求给付而债权不能实现。如，债权人可能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或胜诉后因债务人客观上没有履行能力，以至请求权只能得到部分满足或者全部不能满足。这种情况下，债权人是否享有补充请求权，再向其他债务人请求给付？笔者认为应当可以。理由是：首先，债权人就一个给付享有数个独立的请求权，请求权的行使不等于请求权的实现。当由于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原因导致一个请求权无法实现时，债权人完全可以行使补充请求权向其他债务人主张权利。其次，债务的消灭以债务的全部清偿为前提，数个债务人分别负有独立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既然债务人之一未能履行全部清偿义务，其他债务人应当负有补充清偿义务。第三，债权人行使补充请求权不影响一事不再理原则，一事不再理是指同一原被告之间已经处理过的案件或正在处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以同一理由向法院另行起诉。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权人行使请求权是在前案请求权未实现情况下的补充请求，后案的诉讼主体、诉讼标的以及诉讼理由均与前案不同，不是重复诉讼。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权人行使补充请求权另案起诉其他债务人时，如何确定其他债务人的责任范围，是将前案未履行的标的额作为后案的标的额，还是以后案确定的标的额减去已履行标的额的余额为标的额。笔者认为，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权人行使补充请求权时，其他债务人的清偿范围，应以后案审定的标的额减去前案债务人已履行债务的余额为准。

　　关于本案的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仅仅看到了事务的表面，只看到帮工与被帮工的事实，却没有认清雇员孙某行为的本质是在履行职务活动；第二种意见准确把握了从事雇佣活动的含义，符合法律精神，但忽视了本案所涉的帮工与被帮工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三种意见片面割舍了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连带关系，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由，违反了法律之原则。

　　雇员作为普通的劳动者，在社会中多属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往往缺少充分保障，若不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实现他们应得的权益，那么法律这一正义的最后防线也就失去了意义。综上，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员及其他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其请求权的行使以其损害得到赔偿为限，而不受法律未明确规定之限。故本案中，对于孙某请求判令求田某与赵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作者单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
永州交警“异事”凸显官选评比尴尬

　　　　杨　涛


以产“异蛇”出名的湖南省永州市，最近出了一件让当地干部群众大为不解的“异事”：在市直“满意不满意单位”评议活动中，因得分倒数第一而领受唯一一块“黄牌”的交警支队，10天后又被列为永州市“全省文明单位”之首.(《人民日报》5月25日)
那么，出现这样的“异事”是什么原因呢？这两项评比为何泾渭分明呢？永州市有关部门有个解释，认为：两项评选的对象有所不同，文明单位评选对象是交警支队机关，而“满意不满意单位”测评对象是全市交警；两项评选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文明单位评选内容涉及6大项，而“满意不满意单位”评议内容仅有4项。
然而，这样的解释根本就不能令人信服。不管是评选对象的差别还是评选的标准的不同，都是对同一机关工作的一种评价，如果真实反映其工作状况，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如何大的差异。其根本问题恐怕还得从两种评比程序上的不同说起吧！市直“满意不满意单位”评议活动是以抽样调查方式进行的，由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大、政协、企业、基层组织、社会各界的干部群众代表共1.1万人评议。而省级文明单位评选的基本程序为基层推荐，市文明办考核，省文明办抽查。也就是说，前者实际上是由群众来参加评比，反映了民意，而后者则是政府部门直接进行操作，反映了官意。
这深刻地反映了官意对民意的漠视，对一个民意认为最不满意的单位，而官员们竟然认为是文明单位，官选评比程序导致信息失真可想而知。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官选程序容易导致信息失真呢？
首先，追求政绩心态的上下级官员齐心协力使然。官员要上升，就要政绩，反映政绩的指标很多，但无疑由上级颁发的荣誉是重要的指标。因而，这种心态调动各级官员使尽一切手段去争取荣誉，特别是高级别的荣誉，上下级官员一起掩饰，力求过关。这从永州这一事件看得最清楚，永州市为什么要搞“满意不满意单位”评议活动，让群众直接评议呢？那是决策层为了获得准确的信息，使该市工作真正搞好。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市里的“满意不满意单位”评议活动在今年1月20日结束，结果已经出来了后，省文明办才于今年2月1日开始对省级文明单位公示15天，这时当初同意上报交警为省级文明单位的永州市委、市纪委领导却没有到省里去反映市里的评比情况，撤换当初上报的单位。这里合理的解释便是，永州交警获得省级文明单位不仅是交警的光荣，也是永州市的光荣，市里当然大力给予支持了。
其次，官选程序透明度不高，容易形成暗箱操作，并且官员们贿赂的成本小，方便操作。民选程序中，也有一些政府机关和官员利用种种方法企图收买民意，如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在行风评议活动中刊登形象广告，想通过媒体的宣传改变自身形象，但毕竟民众数量大，观点立场各不相同，官员要收买不仅成本高也不易得逞。而官选程序不同，有决定权的就上级少数官员，想收买的下级官员运作起来成本小，容易操作。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很容易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分倒数第一而领受唯一一块“黄牌”的交警支队又被列为永州市“全省文明单位”之首了。关键在于我们的官选评比程序出了问题，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评比特别是高层次的评比，都采用民选形式，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让官选程序以民选程序为基础，与民选结果不符的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列为官选的侯选对象。并且，我们要尽可能让官选程序透明起来。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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