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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公司发起人责任与公司设立登记

　　　　　　　　　　　　　　　　王德山 姜晓林

　　内容提要：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发起人为公司的成立必须做出大量的工作，无论是以发起人的名义还是以设立中的公司名义，发起人的设立行为，必定与相对人产生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发起人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公司设立失败时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和公司设立成功情况下的法律责任承担。另外，为了规范设立中的公司，我国应当建立设立中的公司登记制度。
　　关键词：公司设立 民事责任 设立登记

Studies on the Company the Initiator’s Duty and Registration System
Wang de_shan Zhang na
(Law Department,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 The Initiator’s dut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of situations about the legal liability of company in establishment: the civil liability when establishment defeat and the civil liability when it sets up successfully. Moreover,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to manage the company in establishment.

Key word: company in establishment civil liability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一、发起人的法律责任分析
公司虽然一经登记即成立，但公司成立之前，发起人为公司的成立必须做出大量的工作，即公司设立行为。在整个公司设立过程中，无论是以发起人的名义、以设立中的公司名义，还是以设立后的公司名义，发起人的设立行为，必定与相对人产生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但实践中多数情况下是对第三人因义务的履行而引发的责任问题。因此，设立中公司的法律责任成为法律上和理论上特别关注的问题。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笔者仅从责任角度给予分析。设立中公司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公司设立失败时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和公司设立成功情况下的法律责任承担。
（一）公司设立失败时法律责任的承担
公司设立失败，是指发起人虽有设立行为，但由于某种原因最终未能取得公司法人资格。公司设立失败的原因可能很多，如登记机关认为不符合公司登记条件、创立大会作出不设立公司的决议等等。但不管什么原因，都将产生同样的法律后果。由于公司未能成立，因设立公司所产生的民事责任自然无法由成立后的公司来承担，故各国立法均规定当公司不能成立时，由发起人承担责任。
发起人承担民事责任，应首先明确公司发起人在公司未成立时的法律关系。关于公司发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一致认为，发起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伙关系，发起人之间以设立公司为目的而达成的协议是一种合伙协议，适用民法上的有关合伙的规定。通常认为发起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自达成协议之日起即告成立，至公司成立时终止。因此，按照民法上对合伙人责任的要求，发起人的设立公司行为所产生的债务，由全体发起人承担连带无限责任。某一发起人对外承担责任后，发起人内部之间可以按协议或法律规定要求其它发起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我国《公司法》第95条仅对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中的民事责任作了规定，包括（1）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成立时，发起人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2）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3）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发起人对于前两种情形承担的这一民事责任，不需要以公司发起人有故意或者过失为条件，应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只要公司设立失败即产生此种民事责任，其目的是维护与设立中公司有交易关系的债权人及股份认购人的利益。《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成立时有关责任的承担虽未作相应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发起人不承担责任，《公司法》第95条的相关规定同样适用于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二） 公司设立成功后民事责任的承担
对于公司设立成功后公司设立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各国公司立法有不同的规定。英美法系国家对公司设立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在公司成立后并不当然由公司直接承受，而是根据“契约更新”制度，由公司享受公司设立中所生权利，承担债务。美国《示范公司法》修正本第2章第2.04节规定，一切人明知根据本法某家公司尚未组成而仍以该公司名义或代表该公司从事商务活动，则这些人应连带地并且也是个别地承担因从事上述商务活动而引起的一切责任。 其理论根据是公司成立前，没有独立人格，发起人也不能被认为是公司的代理人。因此，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合同责任由发起人承担。但法院判例普遍确认，公司成立后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接受公司注册前签订的合同，发起人可以摆脱对合同的责任。明示方式是指公司成立后，公司与合同另一方当事人重新订立合同来代替原合同，即“契约更新”。默示是指成立后的公司事实上接收了以前的合同。此外，判例也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合同以公司成立并且成立后的公司同意执行该合同为生效要件，这样可以避免发起人承担责任。
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股份公司法》第41条第1项规定，在商业登记簿登记注册前以公司名义进行商业活动者，由个人承担责任；如果是几个人进行商业活动的，他们则作为总债务人来承担责任。第2项规定，如果公司通过与债务人签订合同，用公司代替迄今为止的债务人的方式来承担一种在公司进行登记之前以公司名义承担的债务，则无需债权人同意就可以使这种债务接收有效，只要在公司进行登记后3个月内就债务接收达成了协议，并且由公司或债务人通知了债权人即可。 可见，在德国，以设立中公司名义所订立的合同，原则上只能由行为人承担个人责任或连带责任，成立后的公司并非当然承受发起人的债务，但允许发起人与公司订立债务转移协议，明确合同权利义务由公司接收，且只需通知债权人即可，无须征得债权人同意。在法国只有公司不能成立时，发起人对发起人合同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公司成立，一般情况下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发起人合同责任。法国《民法典》第1843条规定，以登记前筹建中的公司名义进行活动者，应对此完成的行为所产生的债务负责，如果该公司为商事公司，应负连带责任；如为其它情形，则不负连带责任。按规定登记的公司，得重新承担当时被视为一开始就由该公司应承担的义务。 日本《商法》关于成立后的公司对成立前所产生的债如何承担没有明确规定。日本判例认为，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发起费用限度内，为公司设立所必要而发生的债，当然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日本学者一般认为设立中的公司与成立后的公司为实质的同一体，债权人与章程规定的发起费用限度无关，发起人为公司设立而产生的债，当然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成立后的公司进行追偿，但可将超过章程规定的发起费用限度的那一部分向发起人追偿。
就我国而言，成立后的公司对设立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是否直接承受，笔者认为应分两种情况：
1. 公司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公司设立行为时，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成立后的公司直接承担。理由有二：其一，设立中的公司与成立后的公司在法律地位方面尽管发生了变化，但在实质上仍归一体，债权债务主体一致；其二，“公司之所以能够成立本身就是接受了设立中公司行为的后果。如没有设立中公司募集资本、申请设立登记等行为则根本不可能有公司之成立”，前后具有直接继承性。 其三，发起人是为成立后的公司而对外从事设立行为，该第三人事实上已认可了公司成立前后的继承性。因此，从“禁止反言”理论出发，第三人不应当拒绝成立后的公司承接设立中公司的债权债务。当然，上述情形的前提条件是法律上须首先承认设立中的公司这一组织形式，赋予其一定的法律地位。
有学者认为，发起人以设立中的公司名义（包括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设立行为分为必要民事行为和非必要民事行为。必要民事行为由成立后的公司直接承担，非必要的民事行为，成立后的公司并不当然承担，公司对发起人的非必要的民事行为享有追认权，属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债权人可以对成立后的公司进行催告，要求其对是否追认予以明确，公司不追认的，则债权人只能以公司发起人为被告起诉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 另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需要由成立后的公司对其效力进行追认。
笔者认为，发起人无论以自己的名义或以成立后公司的名义与第三人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只有两种情况，即要么是为设立公司所为，要么不是为公司设立所为，不应有必要与非必要之分。“必要行为”和“非必要行为”之间没有客观、准确的判断标准或界限，更多的是主观性、随意性，如此这样，也将给实践造成混乱。另外，如果将“非必要行为”所生债务不由成立后的公司所承担，未必对债权人有利，可能导致债权人的信赖利益损失。因此，笔者认为，只要是为公司设立，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与第三人所实施的各项民事行为，均产生同样的法律后果，法律上或实践上不应有“必要行为”与“非必要行为”之分。但如果经成立后公司股东或创立大会审核，认定该合同由于发起人的过错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可以追究发起人的法律责任。
将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认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需要由成立后的公司对其效力进行追认的观点亦不可取。第一，该观点实际上是把发起人作为设立中的公司或成立后的公司的代理人，而“代理人说”已经遭到多数人的反对。第二，从合同法角度分析，这种合同不符合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效力待定合同的情形。根据《合同法》规定，效力待定合同一般是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代理权终止后签订的合同或无处分权而签订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但发起人为了公司的设立，基于发起人全体股东的意志，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发起人的行为既不是代理行为，也不是无权处分。因此，如无其他违法之处，应当是一个有效合同；第二，效力待定的缺陷可能对第三人（债权人）不利，即如果成立后的公司认为该合同对其不利而否认之，债权人权益将难以得到充分保护；第三，对发起人不公平。发起人为了公司的成立而实施了法律行为，且无主观过错，但公司成立后却认为对自己不利而拒绝追认，其结果将由发起人承担责任，这样显然对发起人不公平。
有学者认为，设立中公司不能以设立后公司名义为民事行为，因为此时设立后公司还不存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设立中公司（或发起人）凡以设立后公司名义所为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但因为设立中公司以设立后公司的名义为民事行为的无效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视情形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设立中公司设立失败的情形下由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在公司设立成功的情形下，在发起人存在恶意情形下应当由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在其它情形下均应由设立后公司承担责任。
理论上讲，所谓“设立后的公司”尚不存在，确实不应当以“设立后的公司”的名义为民事行为。但笔者认为，如果公司成立前后的名称一致，发起人是以设立中的公司名义还是以设立后公司名义为民事行为，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都将无法作出客观判断，自然不存在前后之分。如果前后名称不一致，发起人对外实施设立行为，亦不应当因此而认定无效。因为，尽管前后名称不一致，但发起人的行为同样是为公司设立而实施，不应当仅仅因名称问题而否定其效力，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
2. 公司发起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设立行为，原则上对成立后的公司不直接发生法律效力。因为，从我国《合同法》角度分析，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合同主体。如果由成立后的公司直接承担，难以与合同法的规定及理论相协调。因此，若该债权债务转由成立后的公司承受，需依据《合同法》关于债权债务转移的规定履行转移手续，如果债权人或成立后的公司不同意，则应由发起人连带承担。但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公司追偿。当然，发起人必须证明该行为或合同是为公司的设立或成立后的公司而实施。
三、设立中的公司登记制度初讨
何谓设立中的公司，并无统一的定义。“所谓设立中公司，系指公司名称取得时起至设立登记完成前尚未取得法人资格之公司”。 “设立中公司是指在公司章程制定后至公司登记注册完成、依法成立前的公司雏形”。 由于我国目前在法律上不承认设立中的公司，所以，对设立中的公司难以作出科学而准确的定义。虽然称为“设立中的公司”但严格意义上讲，公司成立前并非“公司”。因此，无论将设立中的公司界定为“尚未取得法人资格之公司”，还是“公司雏形”，均有失严谨性。笔者认为，设立中的公司是指公司发起人在自协议设立公司时起至“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时止的非法人组织（或合伙型组织）”。设立中的公司起始于发起人协议签订时，终至于公司正式成立，即“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时。
为规范设立中的公司，笔者建议，法律上有必要建立设立中的公司登记制度，即凡发起人拟定设立公司，应到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备案登记，领取“设立公司登记证”。建立公司设立登记制度具有以下意义：第一，可以使设立中的公司成为合法的非法人组织，并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从而享有特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设立中的公司可以凭“设立公司登记证”刻制公章（但须注明“筹”字，以区别于正式公司），开立银行临时账号，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从事设立活动，包括与第三人签订与设立公司有关的合同。依法需要向有关部门办理必要审批手续的行业，可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进行申报。这样可以理顺发起人与设立中的公司、设立中的公司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第二，设立登记具有公示作用，增强公司设立的透明度。第三人可以通过登记机关的登记资料，了解设立公司的相关信息，特别是发起人的相关情况，责任人确定明了，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权益；第三，有利于社会及相关部门对公司设立的监督。第四，确定公司设立起始的时间和标志。目前，理论界对设立中的公司起始时间存在较大的争议，其中原因就在于起始时间在客观上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法律上规定设立中的公司登记制度，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并因此解决法律责任承担问题。第五，确定公司失败的时间和标志。“设立公司登记证” 注明的有效期限届满，未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发起人亦未申请延期，即意味着公司设立失败，发起人应依法清理设立过程中因设立行为而产生的债权债务，以保护债权人的权益。总之，设立公司登记制度，无论是对内部（设立中的公司、发起人）还是对外部，即第三人权益的保护以及有关部门对设立中公司的监督均有利。事实上我国亦存在设立登记的相关规定，即国务院《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6条规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各级计划部门批准的新建企业，其筹建期满一年的，应当按照专项规定办理筹建登记。公司设立登记应当借鉴这一有意制度，并给以完善。
为了方便发起人申办设立登记，申请材料及程序应当简单。申请材料以全体发起人共同签字的申请书及发起人的自然情况为限，而不宜要求过多的申报材料，不要求提交证明、审批等材料。“设立公司登记证”可以载明设立公司拟用名称、负责人、拟定公司的组织形式、住所、公司资本额、经营范围等。登记机关仅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审查。公司登记机关发放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时，收回登记证。
另外，“设立公司登记证”注明有效期限，有限责任公司的有效期限6个月、股份有限公司的有效期限一年较为适宜。有效期限届满公司未能成立的，发起人可以申请换领新的登记证。但申领新的登记证应有次数的限制，如只能一次。有效期限届满，公司未能成立，发起人又未申请新的登记证，视为公司设立失败。发起人应对设立中的公司进行清算，债权人可以依法向发起人主张债权。因此，设立公司登记证注明有效期限，一方面可以防止发起人长期利用设立登记证从事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便于第三人及时向发起人主张权利，避免债权久拖不决。

（本文发表在《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作 者： 王德山，男，汉族， 1963年12月生，河南西华县人，
法学硕士，副教授
单 位：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
作 者： 姜晓林，女，1983年8月生，汉族，山东日照人
首都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2007级民商法研究生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张家路口121号
邮 编： 100070
电 话： （010）83952248，83952249（办），13701207656


中国 印度尼西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雅加达

一、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至３０日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

二、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和苏西洛总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对访问成果感到满意，认为访问将成为中印尼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三、双方回顾了两国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取得的新进展，一致认为，中印尼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具有地区和全球战略意义。双方同意在中印尼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进一步增进在政治领域业已存在的紧密关系，深化和扩大经贸往来，促进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扩大国际合作。

政治

四、双方重申将继续奉行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苏西洛总统重申印尼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一贯立场，支持中国和平统一进程。温家宝总理对印尼方这一立场表示赞赏，并重申中国坚定支持和尊重印尼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

五、双方对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１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落实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感到满意，一致同意采取具体措施落实好行动计划，推进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六、双方认识到加强两国领导人互访和完善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的重要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和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之间的双边磋商，责成两国外长联委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履行监督、评估各领域现有双边合作，并寻找新的合作机遇的机制职能以加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双方同意保持在两国防务与安全磋商、经贸和技术合作联委会等机制下的对话与合作。

七、双方欢迎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共同行动的谅解备忘录》，以加强两国外交部合作，包括开展相互交流、外交官培训、政策规划研究以及建立两国外交部各级别官员间热线电话等。

八、中方欢迎印尼即将在上海开设总领馆。双方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

经济、贸易和投资

九、双方重申海上合作对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承诺继续加强在航行安全、海上安全、海军合作、渔业开发活动、打击非法、不报告及不受管制的渔业捕捞活动、海洋科研环保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双方欢迎签署《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海洋渔业部关于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议定书》。

十、双方对双边经济关系的积极发展表示满意。双方相信，两国贸易额达到５００亿美元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同意努力实现２０１５年两国贸易额达到８００亿美元的新目标。双方强调和重申以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实现上述目标。

十一、为此，温家宝总理重申中方坚定致力于扩大从印尼进口并为此提供便利，通过增加中国在印尼工业领域的投资等措施提高印尼工业能力。

十二、双方欢迎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扩大和深化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的协定》，并决心通过互利互惠的方式落实好上述协定。

十三、双方同意积极鼓励和支持两国企业增加和扩大双向投资，包括推动双方相关协会间建立直接对话。印尼欢迎中国增加对印尼制造业、高新技术、农业、林业、渔业、清洁能源和旅游业等领域的投资。

十四、印尼欢迎中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特别是在公私伙伴合作框架下，参与印尼公路、桥梁、港口、电站和水资源开发等基础设施发展。双方同意就印尼经济走廊的发展加强合作。中方也希望就经济合作区的发展同印尼方加强合作。

十五、双方再次承诺将推进两国农业领域合作，特别是在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粮食储备管理、杂交水稻、共同研发以及应对粮食安全相关问题方面的合作。

十六、双方强调，将巩固扩大两国在油气、煤炭、电力领域的合作，并积极探索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机会。为此，双方强调，充分利用中国－印尼能源论坛，加快实现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目标。

防务和安全

十七、双方一致认为，为应对二十一世纪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两国应进一步加强战略防务合作。为此，双方承诺，进一步加强包括联合演习、海上安全、国防工业在内的防务及其能力建设领域的合作，并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社会和文化

十八、双方一致认为，建立双边合作机制，加强防灾、减灾领域协商与协调非常重要，其中包括信息、经验共享及相关人员培训。

十九、双方强调相互尊重对方的传统文化，同意进一步加强艺术、电影、媒体、展览以及双方达成一致的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二十、双方同意进一步推动两国教育领域合作，在教育及相关机构鼓励语言教学，促进学生交流和学者交流，扩大奖学金规模，推进互相承认学历学位工作。

二十一、双方同意加强两国青年和青年组织间互访，加强体育合作。

二十二、双方同意推动旅游合作，鼓励联合宣传推广，鼓励两国游客互访。

二十三、双方同意促进两国学术界交流，加深两国国民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增进双方相互理解与信任。双方进一步鼓励双方智库加强交流。

地区和国际问题

二十四、双方强调中国和印尼在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为此，双方支持构建和完善开放、包容、互利的合作框架。双方重申，将坚定致力于在中国－东盟、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ＥＡＳ）、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国际和地区问题。双方致力于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以及为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

二十五、双方高度评价中国与东盟二十年来始终保持密切合作关系。温家宝总理表示相信，在印尼担任东盟主席国期间，中国－东盟关系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十六、双方承诺将继续支持东盟在东亚峰会中的主导作用。双方相信，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巴厘举行的东亚峰会将进一步推动各成员国密切合作，以进一步实现本地区的共同稳定、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

二十七、双方一致认为，中印尼在多边领域中的合作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印尼加强对话与合作将为国际社会应对重大挑战作出贡献。中国和印尼愿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保持密切磋商。同时，双方将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和利益，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十八、双方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应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进行，应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和规定，应在坎昆会议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落实“巴厘路线图”授权，推动南非德班气候变化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二十九、双方满意地看到，中国和印尼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中采取了积极有效措施，保持了各自经济增长，并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双方支持加快落实和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实现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确定的量化改革目标，将就此保持密切磋商与协调。

三十、温家宝总理对苏西洛总统以及印尼政府和人民在此次正式访问期间给予他本人和代表团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和两国人民间长久的友谊和互利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