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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


抚顺市烟尘控制区管理细则
（抚顺市人民政府令第21号　1989年12月30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烟尘控制区（以下简称烟控区）、管理，防治烟尘污染，进一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城市烟尘控制区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适用于我市烟控区，县属镇也应参照执行。

　　第三条、烟控区的管理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统一规划，统筹安排。

　　第四条、烟控区的基本要求：

　　（一）、一吨以上锅炉全部采用机械燃烧加除尘器，烟尘排放浓度达标率大于90％，烟气黑度小于林格曼1级（含1级）、，达标率大于95％；

　　（二）、一吨以下锅炉全部采用有效的消烟除尘措施，烟尘排放浓度达标率大于80％，烟气黑度小于林格曼1级（含1级）、，达标率大于85％；

　　（三）、窑炉采用消烟除尘措施，烟尘排放浓度达标率大于90％，烟气黑度小于林格曼2级（含2级）、达标率大于95％；

　　（四）、茶炉、大灶（包括营业小炉灶，下同）、采用型煤或无烟燃烧技术，烟气黑度小于林格曼1级（含1级）、，达标率大于95％；

　　（五）、各种采暖、生产加工用小火炉必须采用型煤或无烟燃烧技术，民用炉灶应逐步实现型煤或无烟燃烧技术。

　　第五条、烟控区内所有超标排放烟尘、粉尘的单位（包括个体经营者，下同）、都必须按烟控区标准要求，治理污染，加强管理，接受检查。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对在烟控区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管理

　　第七条、烟控区内超标排放的锅炉、窑炉、茶炉、大灶（简称炉、窑、灶，下同）、和工业排尘设施必须进行治理，对难度较大的可分批限期治理。

　　第八条、各单位应加强对炉、窑、灶和工业粉尘排放设施和净化装置的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坚持自检自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每月应将环保装置（不含民用炉、窑、灶）、运行情况报告环保部门。

　　第九条、市、区环保部门对烟控区内锅炉和窑炉每年应测试一次，测试合格者发给合格证，免交排污费，对不合格者限期治理，加倍收费。

　　对取得合格证的锅炉和窑炉，如发现其超标排放时，应予以加倍收费。

　　被测试单位应承担测试费用，并为测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第十条、市、区环保部门对烟控区内炉、窑、灶和工业粉尘排放应加强监督管理随时检查抽测，对超标排放、违章作业或弄虚作假行为予以罚款，被罚款单位承担其测试费用。

　　第十一条、一切消烟除尘和净化设施必须纳入企业正常管理，同生产设备一道进行考核、维护、检修和更新，不得擅自闲置不用或拆除；因特殊原因需要闲置或拆除时，须经过主管部门同意并报环保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凡已加入集中供热、联片采暖单位不得擅自退出，因特殊原因需退出时，须经过环保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烟控区内原则上不准再建分散锅炉房，不准在原有锅炉房内增建小锅炉；扩建住宅的取暖应挂网或参加联片、更新扩大原有锅炉。

　　第十四条、凡在烟控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炉、窑、灶和排放工业废气设施，必须按照《抚顺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手续。

　　第十五条、烟控区内炉、窑、灶和除尘器的更新应选用先进设备，更新后须经环保部门测试，不合格者不准投入使用。被测试单位承担测试费用。

　　第十六条、各区工商行政管理、城建和环保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贸市场、商业网点的取暖和生产加工的管理，解除烟尘和烤制食品产生的有害烟气。

　　有条件的营业灶和食堂大灶必须使用型煤。民用炉、灶要逐步推广型煤。

　　第十七条、禁止在烟控区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第十八条、烟控区的枯枝落叶杂草等应进行掩埋或送生活垃圾场，不得在烟控区焚烧。

　　第十九条、在烟控区进行沥青施工作业或加工制作，必须采取密闭式加温、沥青烟进行二次燃烧，不准敞锅熬制；

　　如修修补补用量较少，不宜采用密闭方式加温，应报环保部门批准，根据气候和地理条件，选择合适的熬制地点，并躲开人群集中活动高峰进行维修作业。提倡冷涂技术。

　　第二十条、向烟控区排放恶臭气体的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大气环境，影响或干扰群众生活。

　　第二十一条、在烟控区进行建筑施工和工程拆除，必须设置围墙，采取防扬尘措施，施工残土随时清理，防止扬尘污染。

　　第二十二条、在烟控区贮存、装卸、运输煤炭、石灰、水泥、铸造砂、石英砂等易飞扬物质应采取覆盖、喷淋等措施，煤炭长期贮存还应采取防自燃措施。

　　在烟控区运送生活垃圾应采取封闭车箱或加盖苫布。

　　第二十三条、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加快烟控区内土路改造和软硬覆盖建设，进行庭院绿化，减少尘土飞扬。

　　第二十四条、市、区劳动部门对司炉工和炉窑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设施性能、操作规范和维修养护知识，经考核发给证件，无证件者不准上岗。

　　第二十五条、市、区环保部门均应设置监督管理机构，各区并应设立专职环保监察中队。环境监督管理人员应不断提高业务水平，遵纪守法，秉公办事，执行任务时应佩戴标志，出示证件，并为被检查单位保守技术、业务秘密。

　　第三章、罚则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细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区环保部门可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处以罚款：

　　（一）、违反本细则第七条规定，限期期满后仍超标排放的予以罚款：茶炉、大灶处以三百元以下的罚款，锅炉、窑炉、工业排尘设施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细则第九条规定，对限期治理仍不合格的锅炉、窑炉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取得合格证后仍超标排放者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细则第十条规定分别处以下列罚款：茶炉、大灶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锅炉、窑炉、工业粉尘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分别处以下列罚款：不按操作规程使用或更换原茶炉、大灶的消烟措施超标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锅炉、窑炉的消烟除尘设施擅自闲置不用或拆除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工业粉尘净化设施擅自闲置不用或拆除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细则第十二条规定，擅自退出集中供热、联片采暖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细则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规定，按《抚顺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七）、违反本细则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坚持烧散煤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本细则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规定，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九）、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造成扬尘和自燃的污染，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违反该条第二款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十）、对拒绝现场检查或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被处罚单位应按罚款通知单规定的限期按时交纳罚款，超过限期每日征收千分之一滞纳金。

　　被罚款单位应按照被罚款的原因治理污染、排除危害。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罚款由环保部门决定，区环保局可以批准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市环保局可以批准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超过五万元罚款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条、对炉、窑、灶和工业生产的局部排放点源的限期治理，市属以上企业由市环保部门决定，区属以下企业，由区环保部门决定，封炉和关闭处罚分别由市、区环保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区环保部门对市环保部门直管企业的罚款，按月全部上缴市环保部门。市环保部门可按国家有关规定提取适当比例返回区环保部门，作为区自身建设补助资金。

　　第四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本细则由抚顺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浅谈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

蔡鸿铭


学了刑法和民法之后，许多人都不免有这样的感慨：中国的刑法体系如此的发达完善，而民法却让人抓不住脉搏，完全不象刑法那样体系完整，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发达的成文法国家，中国古代的法典沿革清晰、一脉相承，无论是《吕刑》还是《法经》或《唐律疏议》、《宋刑统》等，都可以说是刑法典。在汗牛充栋的法典中，却找不到一部民法典或具有民事性质的法典。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典，如果有，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如果没有，那调整民事领域内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是什么，其性质如何认定？带着这些问题，我翻阅了几部中国古代法典及近现代中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论著。
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机制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可以说是公法文化。虽然其中确有关于民事、经济、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都是刑法化的，他们在性质上可归属于刑法之列。公法是指行为涉及国家强制机构，亦即它服务于国家机构本身的存在、扩展以及直接贯彻那些依照章程或者默契所适用的目的。它调整的主要是国家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公法领域内法律主体的双方（国家及国家与个人）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私法则是行为与国家的强制机构无涉，而是仅仅可以被国家强制机构视为通过准则调节的行为。它主要是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它完全是民事性的，因此法律主体的双方（公民与公民或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处于平等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

（一）公法文化
中国的法律文化——公法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力量促使它走上与欧洲的法律文化相对极的一面？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它的历史渊源吧。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文明是在一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又长期按着自己的文化逻辑和历史规律独立地发展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自先秦以迄晚清，其间虽有异民族入侵，或异文化进入“中国”的情形，但中国始终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价值所构成悠久而持续不断的文明。所有中国历史上的变动，伤害不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因此，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展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谓的革命。在法律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创造了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
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动乱的时期，中国文化开始了一场大裂变、多元化的运动。至两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经基本形成。而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唐代的永徽律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我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有以下几个比较稳定而又相互联系的基本特征：
1. 家族主义传统
父系制家族之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古代社会所普遍具有的基本特征。古代的家族为一尊卑贵贱分明的社会单位，其中年长的男性尊亲为一家之长，具有决定和宰制家族内部一切事务的权利。中国家族的结构模式与伦理道德具有超越自身的普遍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家与国并不能十分明确地区分开来。相反，他们经常家国并提，从家政推出国政，从治家推之治国。同时，家族的伦理也被转化为政治的伦理。人们从家族伦理中的孝推出政治伦理中的忠，从家庭中的父母的慈爱推出君主的仁政。
从国家政权的归属来看，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一家一姓之王朝，王朝的兴衰与皇室家族的命运息息相连。在秦代以前，国家政权完全是按照血缘亲属关系而非行政区划原则建立起的，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法制国家。在这里，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关系，家族结构与国家政权结构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皇帝及其家族是这样，一般人及其家族也是一样。家族的兴衰必然影响其成员，而家庭成员地位的升降反过来又影响家族。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罪，株连九族”。
2. 伦理本位传统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文化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伦理关系。随意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这种伦理本位精神表现于经济生活，即为伦理主导型的经济生活，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服从亲情伦理的调整，表现为一种伦理关系。正是由于人们从伦理角度看待财产关系，而不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看待财产关系，使得中国古代的法律关于财产权的制度很不发达。无怪乎梁漱溟说：“中国法律早发达到极其精详地步。……但各国法典所致详之物权债权问题，中国几千年却一直是忽略的。盖正为社会组织从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此其一。伦理因情而有义，中国法律一切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不基于权利观念，此其二。明乎此，则对于物权债权之轻忽从略，自是当然。”
在政治上，中国古代的政治为“伦理的政治”，统治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的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但只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制团体关系。因而在中国，就没有公法私法的分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了。”——梁漱溟。
在法律方面，中国的法律属于伦理型法律。这种伦理刑法律的基本特点是以礼统法，礼法合一，或者说道德的法律化、法律的道德化。
3. 礼治和德治主义传统
在古人看来，从为人、行事到治国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礼。古代的礼与古代的身份等级秩序是相适应的，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就是定尊卑贵贱之序，维护纲纪伦常之道。礼不但确认、维护社会差异与等级，而且本身也是富于差异性，因人而异。
礼与德，一个为外在规范，一个为内在的义理，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德治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统治者本身要有德行；二是统治者要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三是统治者要推恩于民，即施行“仁政”。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得以民为本，制民之产，爱惜民力。
4. 大一统的传统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经常这样表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其实际作用来看，大一统观念往往成为尊王攘夷的旗帜，成为皇权至上与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观念基础。中国古代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分权。各种职位之间虽然也存在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但这种制约和监督的目的是便于君主驾驭文武百官。
5. 规范合一传统
这种传统的主要表现之一是“礼法合一”。这不仅表现在礼与法在基本内容、价值取向和精神上的一致，而且也表现在礼与法在外在形式上无明显的界限。这种规范混沌不分的格局在国家制定法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即所谓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格局。由于公私生活不分，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于是便形成了立法上诸法合体的局面。
古代人所向往的社会秩序是一种以伦理为主导、各种社会规范综合为治而形成的天下“太平”或“大同”的社会局面。这便最终导致一个以道德仁义为首，而至定名分、职守的礼，在至定是非、赏罚的法度，最后归于等级分明、各得其所的大治局面的出现。

（二）法典的刑事化
分析完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开篇所提的问题就不难找到答案了。先看看刑法吧。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刑即法，法即律。中国传统思维里的刑法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刑法是有所不同的。现代法学认为，刑法是有关犯罪和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的功能主要在教育（预防犯罪），其次才是惩罚（制裁犯罪）；而中国传统思维里的刑法重在惩罚（报复），轻在教育（警戒）。这是因为，法即刑，刑即杀。杀戮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报复。中国传统法律的性质被刑罚化了。
中国传统法律成为独具特设的刑事性法律，表现为发达的公法文化，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的法律最初主要形成于部族之间的征战，主要表现为刑，也主要是用来对付和制裁野蛮的异族人的。这种独特的历史起源对后人的思维定势有着既定的深刻影响，人们总是习惯地视法为刑，也总是习惯的将刑与野蛮以及和野蛮有关的下等人、未受教育者、不顺礼教者、心术不正者等凡均可统称为品性不良（性恶）的小人联系在一起。但思想家们由于受到时代、身份和知识的限制，对此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只是依据事物的现象和主观印象得出相应的法律观和犯罪观。而这种非科学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二千余年中国法律的发展方向。

(三)民法的刑法性
再看看民法吧。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的权利主体（公民和公民、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一定的财产关系以及和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有几个要素：（1）只有公民或法人才能成为权利主体；（2）权利主体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3）调整的内容是财产关系以及和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4）处罚的方法和手段不同于刑法，一般采取停止侵害、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赔礼道歉等，不使用徒、流、仗、杀之类的刑事手段。以此来对照检讨传统中国的法律，传统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法。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专门调整财产以及和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的法律，如果它们不是民法又是什么呢？从内容上看，他们都是民事性的，但从性质上说，它们又都不是民法。
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有了民事活动方面的法律规定，当时的契约主要是借贷和买卖。违反契约规定，不按时交付利息者，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即所谓：“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此外，因买卖或租赁而发生的契约纠纷，最终也是以刑罚手段来处理。这种民事内容刑事处罚的特点，自西周而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到清末仍未有根本的变化。在传统中国，民事一方面被刑法化了，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在国家法律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数目也是极其有限的。一般的民事纠纷就由民间自行处理，处理的方式主要是调解，调解的依据是风俗习惯和宗族法规。不仅封建国法中没有民法（典），民间专门处理民事纠纷的风俗习惯和宗族法规也不能算是民法。因此，传统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法（典）。
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处罚的法律体系，犯罪是它的核心，因此，刑法也可谓之犯罪法。民法和刑法不同，民法是有关不法行为和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是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而民法所保护的则是私人权益（个人或法人的财产和权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刑法是一种犯罪法、国家法、公法；民法则是一种不法行为法、侵权行为法、私法。
中国传统法律刑事性关键的社会原因应是传统中国国家权力和观念的发达。传统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力和观念高度发达的社会，早在青铜时代这种情况就有了相当的发展，秦、汉以后更形增大，专制主义集权日趋加强，家国一体，融家于国的情形可谓举世罕见。这种社会情形势必形成一切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也必然造成这种价值观的无限扩散，一直渗透到包括纯私人事务的一切领域。这样一来，私人事务与社会秩序和国家的政治控制联在了一起，以维护最高价值为目的的国法也只能是废私的公法。废私立公意味着国家使用强力来干涉私人事务（这恰恰是民事法律调整的主要范围），确保国家利益和政治控制，并视一切行为都和国家有关，一切不法、侵权行为都是犯罪，这就奠定了一切法律刑法化、国家化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必得国家权力的强大。相对于西方民间对政府的制约来说，中国的国家权力向来强大，而且自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古代世界范围内高度系统和集权化的国家权力，使法律刑法化、国家化从理念到制度都获得了普遍的实现。当然，影响中国法律刑法化、国家化的因素肯定不仅仅如此，由于篇幅所限，像法律的集团本位性（义务本位即是刑事法的内在特性之一）、法道德责任等只能暂时跳过。
中国传统法律的刑事性并不表明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它只是从一个侧面透现出这种文化的公法性和国家政治性；这一特性既是中国社会的体现，又是这个社会保持有序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相对于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私法传统，这种差异和对极，只能说是“不同”很难说是“不好”。

（四）结束语
以上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法典的刑事化、民法的刑法性，对中国“重刑法轻民法”也原因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当然，这个题目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决非这几张纸所能说清楚的，我只是就感触较深的部分提出自己的观点，难免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