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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讯逼供原因的几点思考

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 张翔
e-mail：zhangxzx@sohu.com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然而，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传媒报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有些甚至闹到死人的地步，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刑讯逼供之所以产生，我以为和法律制度、认识观念有很大关系。
一、 法律制度方面。
（一）“如实回答”义务的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如果侦查人员认为其没有回答或者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那么就意味着其必须承担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然而对此我却有几点疑问：“如实回答”的合法性我们姑且不论（在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第14条就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了该公约，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却依然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就是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犯罪嫌疑人如果尽到“如实回答”义务，那么他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权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有何权利法律并没有规定。此外，义务与惩罚也是相联系的，不履行义务，就必须进行惩罚，否则就是对其他履行义务个人的不公正，但是这种惩罚是什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刑讯逼供呢？我国目前并没有规定。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由于确立了“沉默权”制度，被告有权保持沉默，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必然联系，刑讯逼供也就大大减少了。
（二）侦查活动未受监督。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有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对此进行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经遭到过刑讯逼供，外人根本无从而知。而遭到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讯当场翻供，他也很难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审判机关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理由，认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曾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尽管事实上并不如此），从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我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将关押犯罪嫌疑人与提审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犯罪嫌疑人一旦从关押场所被提走，即开始全程录音、录像，在时间上不得有间断。该录音、录像资料一式两份，并交给犯罪嫌疑人一份留存。 或者确立律师介入制度，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如律师不在场，则所取得的口供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证据制度的不完善。
因为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点，故而其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但是这种对口供的偏爱，不但会鼓励和怂恿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更严重的是，它会使侦查人员产生工作惰性，办案时过分看重口供。
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口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侦查人员不得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希望能够减少办案时对口供的依赖，但这条规定其实并不完善。因为口供总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而这书面的口供并不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过刑讯逼供；相反，侦查人员却可以通过口供中具体的犯罪情节，获得其他的证据材料。这样，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还是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
二、认识观念方面。
（一）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合法的存在着：北魏时，曾使用过使人不堪忍受的“重枷”来逼取口供；南梁时，对那些不招供的人要“断食三日”；就连包公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解放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刑讯逼供的思想依旧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生活。
这种错误的思想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实体、程序孰轻孰重尽管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程序公正价值的评价却很值得我们借鉴，“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 并且，目前绝大部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刑讯逼供都持否定态度，在美国，法律不仅排除因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就是因违法取证行为而间接获取的其他证据——“毒树之果”，也一概予以排除。
（二）司法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挖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活动的效率。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即效率公正两者谁最重要。根据沈宗灵教授的观点，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我看来，这似乎有点片面。刑事诉讼不同于市场经济，它并不是以追求最大利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目标，相反，由于它与个人的生命权、人身权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并且又具有不可逆性、不可补偿性等特点，这客观上要求刑事诉讼必须以公正为基础。并且，为了一部分人的权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权益（包括最根本的生命权益），国家是否有这个权力还有待商榷。所以，在这一点上，刑讯逼供的合理性也是站不住脚的。
很多人有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刑讯逼供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可能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应该的惩罚；而对于那些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合理的。但这种思想完全忽视了犯罪分子也具有合法权利。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问话固然应该如实回答，但如果其拒不交待或者不“如实交待”，那么这只能作为其认罪态度不好，在审判量刑时给予考虑。如果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话，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试想一下，如果代表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关都不按法办事，那又如何让普通的民众遵守那些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呢？
幸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做出很大的改进。目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就进行了有效的创新。他们在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时，发给两份《告犯罪嫌疑人书》，上面有法律规定的１２项权利和义务，并且还有检察官必须遵守的３条纪律，以及上级和同级检察机关的举报电话。在侦查讯问完毕后，犯罪嫌疑人都要在这份“告知书”上签字，一份留在笔录，一份留给犯罪嫌疑人自己，以便其随时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项措施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如果公安部门也能够参照执行的话，那么刑讯逼供消失的那一天就不远了。



新闻出版署


新闻出版署直属事业单位聘用制干部管理暂行规定
　（1992年7月29日　新闻出版署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各直属事业单位聘用制干部的管理，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根据中组部、人事部有关政策，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聘用制干部是指署各直属事业单位从工人（包括合同制工人）中聘用到干部岗位上任职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新闻出版署对聘用制干部实行计划管理。各单位必须在定员、定编，定岗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在计划内聘用干部。


　第四条　聘用制干部与所在单位录用干部在工作、学习、获得政治荣誉、物质奖励，以及晋职升级、评定职称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
第二章　聘用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聘用制干部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思想品德端正，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事业心强。
　　（二）从工人当中聘用干部，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并要具有拟聘职务要求的基本知识和工作能力。
　　（三）聘用非在职人员，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招用合同制工人手续，再按聘用干部的程序进行聘用。聘用期满不再续聘后，可安排工人工作。
　　（四）首次聘用的年龄一般在三十五岁以下。特殊需要的，经署批准，年龄可适当放宽。
　　（五）身体健康。


　第六条　聘用程序
　　（一）根据聘用岗位所需条件，经领导提名，民主推荐或公开招聘，确定聘用人选。
　　（二）聘用制干部须填写《聘用制干部审批表》，由本单位聘用，报新闻出版署备案。
　　（三）首次被聘用的应有一年试用期，由用人单位颁发聘书。
第三章　聘用合同的签订、变更、终止和解除




　第七条　聘用制干部聘用期一般为3－5年左右（包括试用期）。聘用期满如工作需要，经考核合格可以续聘。


　第八条　首次聘用和续聘，用人单位与被聘用人员必须签订《聘用合同》。聘用合同要明确规定双方的责任、义务和权利。聘用合同一经签订，即有法律效力，双方应严格遵守。


　第九条　聘用合同的内容要符合党和国家有关法规、政策，以及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关于干部人事工作的有关规定。


　第十条　聘用制干部在聘期内不履行合同，或违法乱纪和失职、渎职情况严重的，用人单位可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聘用制干部在聘期内受开除、劳教以及判刑处理的，其合同自行解除。


　第十一条　聘期未满，又不符合第十条款项的，以及妇女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条件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


　第十二条　聘用制干部按国家规定考入普通高等学校、应征入伍或招考、选调到国家机关工作的，可以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被聘用人员一方要求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须提前两个月通知对方。并在不损害双方权益情况下，对履行合同的善后事宜作出妥善处理。
第四章　聘用制干部的有关待遇及组织管理




　第十四条　聘用制干部在聘期内和解聘后的待遇，以及退休、退职，按照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人法发（1991）5号文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聘用制干部在聘期内，纳入干部统计，按干部管理权限管理；用人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据合同要求，对聘用制干部进行定期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奖惩、晋升、续聘、解聘的依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署人事教育司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