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13亿名公民凌晨降生——闲话经济普查/王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0 08:29:22 浏览: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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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13亿名公民凌晨降生——闲话经济普查
今天是2005年1月6日，各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第13亿名公民6日零时2分在北京妇产医院降生”，好准确啊！现在我国对人口的计算可以精确到个位，而且可以精确到分钟了，真是令人欣慰呀，我们国家再也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人口普查了。
对于这个数字不需要讨论太多，这么多的媒体可以这样的报道，这个数字应该来自权威统计部门，这个部门敢于这么肯定这个孩子就是第十三亿名，那么他们应该有个权威的计算方式。
对于人口的统计想想其实也不复杂，在我国有严格的户口制度，每个人生、死、迁移都有记录，出生的人去派出所报个户口，死亡的人家属去销个户，迁移必须办手续。从理论上说，如果想知道全国人口有多少，乡里报到县里，县里报到市里，市再报到省，省报到中央，从县里直到中央，各地只要将十来个数字，至多几十个数字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汇总上报就可以了，无非一个电话就搞定了，这样一天时间足够了。现在更简单了，实现了电脑联网，打开电脑全国人口动态变化随时可见，数据随时可以刷新，以致能精确到某某是全国第多少位公民。
喜欢联想的人会问，既然想知道人口总数这么简单那为什么我国要一再搞人口普查呢？是啊，既然人口数量不用兴师动众去查，那么人口普查查什么呢？查结婚与否，查教育程度，这些户口上都是有的呀？无非增加一点难度，要求乡里/街道先统计一下，每个乡一个人一天就可以统计出来，数据多了，为了节省电话费，发给传真，一页纸也足够了，这样中央所需要的数据效率再低一周时间也就够了，所花的费用也不过是每个乡镇/街道，每个县，每个地区，每个省各发一个传真，总共不过四十多万个传真，每个传真花费一块钱，也不过四十多万元而已。既然可以很简单地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达到目的，为什么还要花费上千亿的人民币去查呢？这我们那知道，这是中央的决策。
想起来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原因，有些人已经去世了，但就是不去销户，还继续领工资，有的人生了很多的孩子，躲避计划生育就是不报，这样将造成人口数量统计不准确。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一个不普遍的现象去花费针对普遍现象的金钱是不可以取的。而且这种现象是可以制止的，中国的派出所基本按乡镇行政单位排布，即基本上每个乡级行政单位就有一个派出所，派出所有个责任就是统计人口，这么密集的分布，他们完全有能力使统计达到精确，如果不精确那是派出所的失职，应当承担相应的失职责任。
我们国家没有去健全派出所对人口的统计功能，也一再宽恕他们在这方面的失职。所以我只有无奈地说：再搞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吧。兴师动众，花费过千亿，结果呢？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是在前几年，媒体报道光湖南省人口普查误差就有1千多万，乖乖，这样全国可能有3亿的误差，这个结果还用费这么多的银子去查吗？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中国有12亿人口，随口说的数字却比普查的结果误差要小得多。
现在又在搞经济普查，查什么呢？又是兴师动众的，哗啦来了好几个人来我们单位说是经济普查的，拿出一些表格，询问我们一些问题，填完就走了。就这样普查呀！不可以直接要求企业在网络上申报吗？上门的资料会真实吗？肯定不会的，中国企业帐目最少有几套，专门有一套对公（对付各个政府部门），老板私下有一套自己的帐，有的企业主甚至专门为夫人准备了一套帐，经济普查就这样走走过场就能得到真实的经济状况吗？企业不想告诉你的，你还是查不到，经济普查的人并不是专业人员，他们并没有区分真假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担心人口普查的悲剧要重演了。
重要提示：此文为饭后闲谈，笑过即可以，莫要当真。
作者：周郎，电话：010-51662214，电子邮件：68498888@sohu.com。
网址：http;//www.srls.cn
今天是2005年1月6日，各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第13亿名公民6日零时2分在北京妇产医院降生”，好准确啊！现在我国对人口的计算可以精确到个位，而且可以精确到分钟了，真是令人欣慰呀，我们国家再也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人口普查了。
对于这个数字不需要讨论太多，这么多的媒体可以这样的报道，这个数字应该来自权威统计部门，这个部门敢于这么肯定这个孩子就是第十三亿名，那么他们应该有个权威的计算方式。
对于人口的统计想想其实也不复杂，在我国有严格的户口制度，每个人生、死、迁移都有记录，出生的人去派出所报个户口，死亡的人家属去销个户，迁移必须办手续。从理论上说，如果想知道全国人口有多少，乡里报到县里，县里报到市里，市再报到省，省报到中央，从县里直到中央，各地只要将十来个数字，至多几十个数字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汇总上报就可以了，无非一个电话就搞定了，这样一天时间足够了。现在更简单了，实现了电脑联网，打开电脑全国人口动态变化随时可见，数据随时可以刷新，以致能精确到某某是全国第多少位公民。
喜欢联想的人会问，既然想知道人口总数这么简单那为什么我国要一再搞人口普查呢？是啊，既然人口数量不用兴师动众去查，那么人口普查查什么呢？查结婚与否，查教育程度，这些户口上都是有的呀？无非增加一点难度，要求乡里/街道先统计一下，每个乡一个人一天就可以统计出来，数据多了，为了节省电话费，发给传真，一页纸也足够了，这样中央所需要的数据效率再低一周时间也就够了，所花的费用也不过是每个乡镇/街道，每个县，每个地区，每个省各发一个传真，总共不过四十多万个传真，每个传真花费一块钱，也不过四十多万元而已。既然可以很简单地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达到目的，为什么还要花费上千亿的人民币去查呢？这我们那知道，这是中央的决策。
想起来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原因，有些人已经去世了，但就是不去销户，还继续领工资，有的人生了很多的孩子，躲避计划生育就是不报，这样将造成人口数量统计不准确。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一个不普遍的现象去花费针对普遍现象的金钱是不可以取的。而且这种现象是可以制止的，中国的派出所基本按乡镇行政单位排布，即基本上每个乡级行政单位就有一个派出所，派出所有个责任就是统计人口，这么密集的分布，他们完全有能力使统计达到精确，如果不精确那是派出所的失职，应当承担相应的失职责任。
我们国家没有去健全派出所对人口的统计功能，也一再宽恕他们在这方面的失职。所以我只有无奈地说：再搞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吧。兴师动众，花费过千亿，结果呢？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是在前几年，媒体报道光湖南省人口普查误差就有1千多万，乖乖，这样全国可能有3亿的误差，这个结果还用费这么多的银子去查吗？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中国有12亿人口，随口说的数字却比普查的结果误差要小得多。
现在又在搞经济普查，查什么呢？又是兴师动众的，哗啦来了好几个人来我们单位说是经济普查的，拿出一些表格，询问我们一些问题，填完就走了。就这样普查呀！不可以直接要求企业在网络上申报吗？上门的资料会真实吗？肯定不会的，中国企业帐目最少有几套，专门有一套对公（对付各个政府部门），老板私下有一套自己的帐，有的企业主甚至专门为夫人准备了一套帐，经济普查就这样走走过场就能得到真实的经济状况吗？企业不想告诉你的，你还是查不到，经济普查的人并不是专业人员，他们并没有区分真假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担心人口普查的悲剧要重演了。
重要提示：此文为饭后闲谈，笑过即可以，莫要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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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特点及其防范对策
朱真理
命案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危害最大的犯罪，是所有刑事案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案件，在人民群众生活普遍得到大幅度改善并逐步走向富裕的背景下，“思安重于思富”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命案的发生，往往给社会各界群众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并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为加大命案侦破工作力度，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宣威市公安局紧紧围绕“命案必破”的工作目标，举全警之力全力挑战破案极限，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大命案攻坚力度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本文结合近年来发生在宣威并成功破获的命案，分析当前命案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并对如何防范命案的产生谈一点看法。
一、当前命案主要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看，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一是青壮年及未成年人犯罪突出。如在2004年破获的53起命案中，涉嫌犯罪涉案犯罪嫌疑人75人，其中18岁至36岁的青壮年有47人，占63 %，18岁以下未成年人有16人，占21.9%。二是犯罪嫌疑人文化程度总体偏低，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中低文化程度现象突出。在命案中，犯罪嫌疑人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特别是在未成年人所涉命案中，文化程度更是普遍偏低。2004年涉嫌命案的16名未成年人中，小学文化程度的11人，占68.75%，初中文化程度的5人，占31.25%。三是无固定职业或有业不务人员犯罪突出。在命案中，犯罪嫌疑人多为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或者是过早辍学、父母离异流入社会，找不到工作或无生活来源的未成年。
（二）从发案部位看，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城乡差异较大，在命案中乡镇发案所占比重较大。2004年破获的53起命案中，发生在农村的40起，占所有命案的75%。5月9日下午，宝山镇白嘎村委会白沙沟村李如兵以260元钱的价格向父亲购买一棵柳树，其大哥李如军认为树是自己所栽，兄弟因此发生吵打，李如兵用锄头击打大哥头部致其救治无效死亡。二是从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居住部位看，命案突出发生在家庭（族）邻里之间。由于居住较近，复杂的利益交织较多，处理得好会成为融洽家庭、邻里关系的润滑剂，而一旦产生矛盾，因为居住较近往往使这些矛盾得不到淡化处理形成积怨，成为命案产生的重要诱因。三是街头、娱乐场所或网吧等公共复杂场所发案较多。在公共复杂场所，年青人聚集较多，在处理一些琐事纠纷的过程中，在面对社会公众的时候喜欢逞强称能，在“宁愿不要命，也不能不要面子”的思想作用下，导致部分激情命案的产生。破获的53起命案中，发生在街头及公共复杂场所的有9起，占17.3%。
（三）从作案手段看，暴力化、智能化、动态化倾向突出。当前命案中，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更加残忍，往往包含杀人、焚尸、碎尸、抛尸、匿尸等环节，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往往会对现场进行破坏，毁灭作案证据，迅速逃离现场，给公安机关破案设置各种障碍。
（四）从作案过程看，突发性命案所占比重较大，而预谋性作案较少。2004年的命案中，大部分案件是因琐事引发吵打途中的伤害致人死亡，或在吵打中自控能力较差引发的激情杀人，或者是犯罪嫌疑人为对受害人实施图财或性侵犯行为的过程中，对受害人进行胁迫遭到受害人强烈反抗后转化为杀人案件。在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要致人死亡的故意，而在吵打过程中的故意杀人，犯罪嫌疑人的杀人故意是突发的，在作案工具和作案手段的选择上也有很大的随意性，抢劫杀人和强奸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虽持有刀具，但多是作为胁迫的工具而携带，在受害人强烈反抗后，由胁迫工具转化为杀人工具。
二、当前诱发命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案件起因来说，命案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其个案上的直接原因。
（一）从社会角度来说，命案的产生是各种社会消极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旧矛盾互相交织、综合作用，影响命案的发生，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不断调整、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现象，各种原本隐藏的矛盾和冲突得到凸现并不断激化，成为诱发命案的重要因素。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县级市，这些矛盾和冲突在宣威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大家原本认为不值一争的土地、水源、矿产等，也因价值培增诱发许多新的矛盾。
二是经济文化落后，群众法律意识淡薄。从宣威实际来看，命案绝大部分发生在边远、落后的乡（镇），一方面经济基础薄弱，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使得群众寸土必争、寸金必赢；另一方面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文化基础薄弱，法律法规知识掌握得少。在与他人发生矛盾、利益受到侵犯或者是受到不法侵害时，部分群众不知道如何正确保护自己，更不知道借助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而是采取“以暴制暴”的原始、愚昧的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矛盾和冲突。
三是封建残余思想的大量存在，也是导致命案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当前农村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残余思想，对宗法血亲关系存在着迷信思想，认为“打虎莫过亲兄弟，上阵莫过父子兵”，在出现矛盾或冲突时，认为一个人的吃亏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整个家庭或家族的面子和尊严，因而互相鼓劲，互相邀约，纠集族间和亲戚以集体“讨个说法”为名，形成对垒，导致杀人案、伤害案的产生。
（二）从个案的角度来说，导致命案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说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因纠纷引起矛盾导致命案的产生。因山林、土地、道路、坟地等权属纠纷引起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形成积怨，导致杀人、伤害命案的产生。如2004年破获的53起命案中，因纠纷激化引发的有39起，占73%，其中邻里纠纷24起、家庭纠纷12起，而当前农村邻里纠纷、家庭纠纷与土地、道路等纠纷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纠纷没有及时得到解决，导致矛盾激化引发命案。如普立乡攀支嘎村委会箐门前村的丁凡文与同村的雷升户、雷宽林因牲畜发生纠纷，多次找村委会调解而未得到妥善处理，导致双方矛盾激化，丁凡文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日被雷升户、雷宽林用斧头砍死。
二是恋爱、婚姻问题引起命案的产生。由于恋爱、婚姻受挫，当事人产生了报复他人的念头，或是多角恋爱中某两方为达到长期生活的目的而杀死情敌。2004年破获的53起命案中，因婚恋引发案件共8起，占15%。田坝镇田坝村委会联新村的黄照国与有夫之妇钱润芬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并致钱润芬感染性病，钱润芬多次向黄照国索要医疗补偿费遭到拒绝，后于10月8日将黄照国诱骗到野外树林中杀死。2004年9月30日，杨柳乡可渡村委会荷花村的程春情因怀疑男友张吉卫移情别恋而将其杀死。
三是涉及家庭生活、个人隐私、情感等问题引发命案。对于一些涉及家庭成员之间，属于生活、情感隐私的问题，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容忍，互相包容，情感压抑到一定时候就会演变为激情杀人或有预谋性的报复杀人，这在亲杀案件中尤其突出。羊场镇镇兴村委会杨家村杨春竹与他人关系暧昧，丈夫王周警对此强烈不满并长期压抑，后于2004年10月20日晚意外发现妻子与他人在野外约会拥抱时，激怒之下殴打妻子，在遭到反抗后将其勒死。
四是在一般性违法犯罪过程中，因犯罪嫌疑人作案条件发生变化，或受害人对违法人员或犯罪嫌疑人实施强烈反抗时，案件进一步升级转化为命案。此类案件在抢劫杀人、强奸杀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04年中，全市共发生抢劫杀人案件6起，占11%。2004年3月11日15时许，宣威市西宁街道办事处村民沈天周在沈信祥家盗窃作案途中，被突然回家的沈信祥发现，为掩盖盗窃罪行，沈天周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将沈信祥杀死。
三、命案防范对策
命案防范是一项系统工程，总的来说要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建立防范体系，形成长效机制。特别是要有针对性的加强基础工作，可以从以下四方面防范命案发生。
（一）建立法制教育体系，提高农村群众的法制观念，从社会因素上预防命案的产生。法制观念淡薄是导致农村“命案”发生一个重要原因。通过有组织、有针对性的组织实施法律宣传、法律常识普及工作，提高群众法律素质，促进群众养成知法、守法、信法、用法的良好行为。在“命案”预防法制教育中，可乘农闲时节采取黑板报、召开群众大会以案说法，农忙时节利用广播、宣传标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集中宣传《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故意杀人、伤害以及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等相关条款规定的法律责任、处罚幅度及处理办法等，增强广大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根本上克服消极的内因，最终达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目的。
（二）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做到“纠纷必解”， 从犯罪诱因上控制命案的产生。统计资料表明，因各类纠纷引发的命案占所有命案的69%，因此必须把“纠纷必解”作为预防命案的首要环节来抓。一是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大排查。紧紧依靠基层治保组织，以社区和责任区民警为主体，广泛收集各类矛盾纠纷的信息，掌握各种矛盾纠纷并建立排查责任档案，明确调处责任人跟踪掌握矛盾纠纷发展变化情况。二是建立健全公开调处机制。建立以派出所为龙头、社区为依托、治（调）组织为基础的纠纷调处网络，大力推行公开调处机制；在派出所和社区设立公开调处室，按照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期、化解得彻底的原则，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坚决做到“五不让”，即不让案件在这里延误，不让调解工作在这里中断，不让矛盾在这里激化，不让错案在这里发生，不让当事人在这里受冷落。三是加强基层治调组织建设。切实加强治保会的规范化建设，使治保会在派出所指导下充分发挥调处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做到小事不出组，一般事情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三）建立城乡治安防控体系，通过开展“盗抢必防”工作， 从诱发命案的犯罪空间上控制命案的发生。因盗窃、抢劫案件转化的命案影响较坏，危害更大，破案难度也较其他命案大，建立城乡联系、多警种互动的治安防控体系，通过预防和减少盗抢案件的发生来减少命案的发生。一是强化巡逻控制。在城区完善三级巡逻体制，坚持交巡警、分局民警、机关民警上街巡逻制度，对城区主、次干道和盗窃、抢劫案件多发部位进行重点巡逻控制，增加社会面见警率，及时制止街面打架斗殴、持刀持械、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控制和震慑犯罪；在乡村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以派出所为主体，组织各种治安力量对集镇和其他重点部位开展巡逻控制；在内部单位、商业网点和居民区内落实门卫值班和防范措施，组织内部人员巡逻，压缩犯罪分子的作案空间。二是推进社区警务建设。完善社区警务工作运行机制，落实社区民警工作职责，整合社区治安资源加强安全防范，积“小安”为“大安”， 建立社区板块，产生防范效应。三是加强阵地控制。加强对易被违法犯罪分子利用、易发生打架斗殴、盗窃、抢劫等诱发命案的部位和公共复杂场所的控管，集中整治治安薄弱环节和治安混乱区域，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发生的机率，也为命案发生后侦破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四)严管重点人口和流动人口，通过对命案犯罪主体的管理来减少命案的产生。通过加强对重点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管理，落实包保责任、帮教措施和跟踪管控工作，切实掌握其日常活动、经济收入、交往人员情况，防止其在本辖区内重新违法犯罪的同时，防止其到外辖区作案；加强对旅店业、房屋出租业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屋管理，落实房屋出租治安责任，及时掌握暂住人口的现实活动情况，做到不漏管、不失控；建立宾馆、旅社住宿信息与派出所联网或当日报告制度，及时掌握流动人口信息，控制流窜犯罪；通过开展治安检查及时发现藏匿在宾馆、旅社和出租房屋内的嫌疑人员；依法惩处知情不举，窝藏违法犯罪分子的业主。
(五)建立“可防性”命案责任倒查机制，做到“失职必究”， 从工作责任上控制命案的发生。在预防命案中，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和民警必须实行严厉的责任追究。对因纠纷调解不及时、工作措施不到位而使矛盾激化、“枪、爆、毒”管理失控、可预防部位和重点区域控制不力、重点人口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引发命案，或因接警、处警工作反应不迅速，导致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或应及时抓获犯罪分子而未抓获让其逃走的，一定要严格追究责任，通过给责任人员增加工作压力，提高预防工作实效来减少命案的产生。
（六）推行“邻里劝导”制度，通过对矛盾纠纷升级转化现场的控制来预防和减少农村“命案”。针对农村村落分散、交通不便、信息滞后等实际、“命案”突发性特点、派出所警力和治安力量无法及时赶到纠纷现场的客观情况，以及同村村民看热闹、当事双方家属直接参与纠纷的现场状况，走群防群治、村民自治工作路线，以制度的形式赋予村民劝导的义务，将公安机关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教给群众，让群众发挥在治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变“看客”为“劝客”，当村民之间发生争吵时，就近邻居和当事人家属有义务及时采取语言劝说、正确引导，硬性制止、收缴凶器等有效行动，防止由争吵向行凶转化，通过控制冲突的升级转化来预防和减少杀人、伤害案件的发生。
内容提要：
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工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全社会都应当提高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是协调劳使关系的需要，是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也是深化经济制度改革给工会提出的新课题。对于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工作，有来自政府官员方面的误解，又有来自业主方面的误解，甚至还有来自员工方面的误解。推动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要注重“软环境”方面的工作，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会和中国工会的新理论并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这些理论，使社会各界了解工会认识工会支持工会，工会也应当加强自身建设塑造良好的市场经济新形象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工会的作用，顺利推进工会的组建工作还需要协调好工会与党组织、政府部门、业主及其组织和员工的关系。工会对非公经济组织中员工进行组织意识和权利意识教育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工作。组织工会首先要尊重员工的意愿：阻拦员工组织和参加工会是违法的行为，强迫员工参加或组织特定的团体也同样是违法的行为。组建工会工作坚实基础还是在于员工的意志。
关键词：非公经济组织 工会 组建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经济改革明确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以后，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开始产生；中共党的十五大明确了经济制度改革的市场价值取向，非公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发展，一度甚至提出“国退民进”的口号，非公有制经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中共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又明确这些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业主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4年修宪确定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非公经济一往直前飞速发展。研究中国宪法的修改历程，不难发现，二十五年来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非公经济组织不断被从桎梏中解放出来，冲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基础，迅猛发展逼退全民企业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不足30%，而非公有企业则到达70%以上，某些地方公有企业不足10%；随着公有企业“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战略性改革措施的实施，这个比率差距还在拉大。非公有企业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目前公有企业员工不足6000万而非公有企业员工号称2亿多，据最新报道，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有1.5亿之多，他们几乎都集中在非公经济组织。深化公有企业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布局，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和完善“资本和技术参与分配”的制度，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队伍发展壮大，内部结构、分配方式、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工会工作对象和范围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特点，密切同职工群众的联系，把广大职工更好地组织起来，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工会必须有在非公经济组织组建方面有新的作为。
一、提高对非公有企业工会组建工作意义的认识
中共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推向新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公有企业和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和控制的主体作用，但是，非公经济组织和员工数量却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四分天下有其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的格局不再是改革前的国家职工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了，因此，必须加强对非公经济组织工会组建工作意义的认识。
第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协调劳使关系需要
所谓劳使关系就是一般称之为的“劳资关系”，我国在中共八大以后习惯称之为的“劳动关系”，即员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所谓公司制股份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由于资本所有者不一定直接经营企业而企业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所以，“劳资”或“劳动”这样的概念已经都不能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了，于是，国际上流行起了“劳使关系”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个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性。
在中共党的八大前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见宪法序言），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几十年来，非公经济在我国一直被作为非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批判，文化大革命愈加强化了人们的这个意识并使之登峰造极。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劳使关系的认识，劳动者的思想深处仍然有着“剥削和压迫”的雇佣观念。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劳动关系”被称作“劳资关系”而在公有经济组织中则是“劳动关系”，这一度成为某种政治的界定。同样，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其心态也是复杂的。加之他们缺乏对这类企业的管理经验，诸如此类的思想心态必然导致“劳使关系”的复杂、紧张甚至对立。
雇佣与被雇佣的思想心态使劳使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其结果往往是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劳动争议也大幅度上升尤其是集体争议案件几乎是成倍增长。在我国劳使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当中。工伤、死亡、职业病，童工、污辱女工、监禁劳动，工作超时、拒发延长工时费、拖欠工资、不缴纳保险费等等侵犯人权、违反法律、有悖道德的现象，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多有发生。在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有相当多的员工其工资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劳动强度则是最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发生在惠东的一家非公企业恶性拖欠工资导致罢工，保安开枪打伤员工，老板携款逃逸。这个事件可谓典型之极。即便是在那些所谓规范管理待遇优厚的大型外资企业中，员工的劳动强度也是较大的，员工很少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感，白领“疲劳症”已经是普遍存在是现象。“有赚钱的时间没有花钱的时间”，这是非公有制企业所谓待遇不错的员工之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决定的劳使关系如此紧张的局面，不得不接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血腥积累的事实，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如此紧张对立的劳使关系就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调适这个矛盾使其健康发展呢？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近200多年的历史证明，把员工组织起来才是化解这个矛盾对立的最好办法。如果说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工会是团结劳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产物，那么，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工会则担当起了协调劳资关系的重要角色。北京切诺基公司的美方代表十分看重中国工会的作用，为妥善处理劳使关系，主动向工会建议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的机制；中国一汽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在与外资合资时，都把组建工会和签订集体合同作为首要的条件之一。中国非公经济发展近20年的经验证明，有工会组织且充分发挥其作用，劳使关系就可以调适到一个和谐健康的状态，工会的存在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迎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无论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尤其是经济的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企业的国际化即跨国经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开始迈进了世界贸易组织的门槛，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越来越被各国承认，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我国政府已经对全世界承诺中国市场全面对外开放。经济的全球化迫使中国的劳使关系不能不与之相适应。发达国家的员工和不发达国家的员工对全球化经济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其实质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反对无情的剥削。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员工而言，往往政府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的一个筹码；而对于发达国家的员工而言，资本向不发达国家的转移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大量的失业或迫使其降低工资要求。美国劳工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是最典型的例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几家工会组织，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中国工会呼吁制定联合的工会对策。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化联合起来的一种表现。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工会是顺应雇主组织的产生而产生的即先有雇主组织后有工会组织。同样道理，如果说资本的国际化联合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工会的国际化对策也就只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无论人们、雇主或政府喜欢不喜欢。对于我国而言，在外商投资企业全面建立工会组织则是迎接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即SA8000标准在全世界各国的发展，劳工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劳工的团结权，将越来越引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及企图成为跨国公司的各国企业的关注，工会是劳工团结权的具体形式，组建工会必将成为一种潮流。
随着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兑现向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承诺，我国劳使关系的调适的手段也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始会员国，我们有责任成为履行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模范。员工的团结权是实现其应当享有的劳动权利的基础，建立集体谈判制度和调适劳使关系三方原则等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工会组织。因此，建立工会组织不仅在外商投资企业是必要的，对于内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而言也是必要的。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据此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工会法规定工会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由此可见，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联合及企业跨国发展，要求我们不得不按照国际惯例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新型的劳使关系即全面成立工会组织，建立资本、政府和工会组成的“三方机制”调适劳使关系。
第三，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深化经济制度改革给中国工会提出的新课题
按照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要求，中共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我国全面改革的战略，中共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表现在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上，在保证公有制对国民经济控制的前提下，公有经济的数量可以少一些；不仅如此，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应当是多样化的，鼓励和引导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按照中共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深化公有企业改革有进有退的总体部署，公有经济企业在竞争领域要逐步退出。由此可见，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将会得到大幅度的发展。有的地区已经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多数的目标，有的城市正在为实现非公有企业达到70%的目标而深化公有企业改组改造：主辅分离、股份化改造、出让公有股份、关闭一批公有工厂、破产一批公有企业等等。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工会工作提出了挑战。中国工会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都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几十年来全力以赴研究的是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工会工作的原则方法和理论。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基础正在发生质的变化。面对70%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70%以上的员工就业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新格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不足三年的时间里，号称15000万会员的中国工会一度减少至不足9000万，组建工作加大力度以后至2003年，工会会员恢复至1.34亿。与此同时，就职于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员工从1.8亿增长至2.5亿。据估计2004年工会可组织的对象达3.00亿,而工会会员2003年则又下降至1.20亿左右。公有企事业及机关单位越来越少，其员工数量也越来越少，工会组织率不断滑坡，在改制后的企业有些虽然还保留工会的招牌却没有了工会专职工作人员，更有甚者干脆取消了工会组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几乎都是迫于某种压力而被动地成立工会组织，工会组织的发展远不及非公有经济组织的发展速度。非公经济组织的工会组建率不足10%，其中还要相当多数是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工会成为一种摆设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面对这样的形势，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工会的组建工作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工会的一项现实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其社会性，社会生活即群体性的生活是人的本能的愿望，只要组织起来才能战胜其原始的可怖心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如果不建立和完善合法的工会组织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诸如同乡会等打工者组织就可能进入，员工中非正式组织就必然出现且会伴随着劳使矛盾的加剧而膨胀起来，也不排除其他反社会的组织利用劳使关系的矛盾而根植其中的可能性。
二、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存在的若干误解
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成立工会，有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如工会无用论、工会麻烦论、工会负担论、工会分权论、工会收费论等等，所有这些论调都严重地阻碍了工会的组建工作。
第一，来自政府官员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最大阻力应当说是来自政府官员对工会的误解。在他们看来经济建设是最大的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某些政府官员却存在这样的论调，认为工会是阻碍改革、影响开放、妨碍引资、制约发展的力量。
在公有企业改造的过程中，工会被“改革”掉了。他们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效率第一“精简”机构，还能够把工会的牌子保留在“党群办公室”已经是不错的了。再者，“国有”企业已经不在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工厂”了，股份化的公司存在“非公有股份”，所以，某些官员认为强调保留或建立工会是对“非公有股份”资产所有权的藐视。个别政府官员甚至声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工会“捣乱”。由此，在一些改造为非公有独资的经济组织中，工会消失了且很难重新组建。在私营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声称，有“侵犯私营企业主权益”之嫌，严重挫伤了企业主发展经济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在外商投资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认为是破坏招商引资改革开放之大计，唯恐吓跑了海外来的资本家。
第二，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业主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业主方面的误解是工会组建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工会就是带动员工共同闹事与资本所有者对立斗争的团体，成立工会无异于为自己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因此，畏惧工会进而由衷地抵制组建工会。这样的观点在内资私营企业主和来自一些工会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和地区的如韩国等投资人中多有存在。另一观点认为工会是企业的麻烦，成立工会无异于作茧自缚，由于有了工会某些事情就不便于独自决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会是负担，成立工会就不得不按照规定提供办公场所、安置有关人员、还要拨交经费，这无异于瓜分利润。也要个别的企业如柯达公司，他们认为成立工会是无意义的，因为公司已经为员工提供了最好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公司对员工的地位作用甚至其个人的发展都有充分的考虑，总之工会能够做的公司都已经做到了，工会没有存在的必要。还要更特别的，在公司内部成立了“员工俱乐部”，公司为员工俱乐部提供所有的帮助和支持，所谓“员工俱乐部”可以发挥工会组织的一切作用，其实际就是工会，但是公司方面就是反对把该公司的员工组织纳入“中国工会”的系统。
如此观念决定了在某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出现了拒绝成立工会的现象：或者以建立和完善内部员工组织以抵制工会的进入，或者迫于压力成立“老板工会”、“老板娘工会”等等。“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等，其实质是“羊头幌子”专供应付检查给人看的。“老板工会”和“老板娘工会”等形式上的工会，不但不能发挥工会应有的法定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玷污了中国工会的形象。
第三，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
阻碍工会组建工作的还有来自非公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他们有些人不了解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还有些员工对工会反感情绪，认为工会没有作用或者也不小。
尽管在建国初期有过非公经济，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这些经济组织或被交公成为国营企业或经合作成为集体企业，非公经济的业主也被改造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现在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是近25年改革中出现的。就职于非公经济组织的员工多数是青年人，更多的是来自农村甚至偏远落后地区的，他们对工会不甚了解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他们对工会组建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据介绍某特区一家很有规模的私营企业率先成立了工会，笔者亲自去实地调研。笔者随便问一位在这里打工三年的员工，答曰本店确实成立了工会。当问及工会主席是谁，工会办公室在哪里时，答曰“不知道”。对工会反感者也大有人在。某地工会副主席亲自抓非公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对员工进行工会性质职能教育：工会可以指导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争取参加社会保险等等。这些员工则强烈抗议：签订合同我们就被囚死在这家企业而不能随时找到更好的工作，参加保险实际上是帮助老板把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再骗走一些，更有甚者还认为工会居心不良。面对这样的情况组建工会工作则处于尴尬境地。沿海某市产业工会，经过努力终于说服企业为外地打工者缴纳社会保险金，同时，员工也必须依法按工资比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用。结果却导致这些员工集体抗议，险些酿成群体事件。还有一些就职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他们是来自公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这些人多数认为“工会无用”。在公有企业里长期不发工资，直至无端下岗，“工会没有保护”或者说“工会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找到工会的时候还被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他们“要顾全大局”。这些员工对在非公经济组织组建工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有工会的地方员工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却没人管，没有工会的地方至少还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拿。笔者为北京某非公公司代理一宗拖延发放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为了使员工获得更多的利益与公司协商要求也更多的补偿和赔偿换取员工撤诉。当与员工协商的时候，说明笔者是来自工会方面的，不会做对员工不利的事。员工答曰“别和我提工会，我父亲就是做工会工作的，工会实际上是帮企业说话的”。来自员工的这些虽然不能真实地反映工会实际作用的说法和误解，不能不是我们组建工会工作的问题。据调查，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其实真正考虑员工愿望或者说员工对工会的认同，确实也很少；想当然地认定员工有加入工会的要求。因此，我们看到，在组建工会的工作中很多同志多把困难集中的其它方面，做企业行政方面的工作比做员工的工作要多得多。
三、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组建工作的几点“软环境”建议
目前，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问题，工会内部对其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应当说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有关组建的具体方法、形式、程序和操作的步骤等考虑得很仔细，如与工商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注册的同时要求其成立工会，与税务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纳税的同时拨交工会经费等等。各地方工会及区域性工会干部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之困难感受最深。然而，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软环境”问题思考得相对比较少。所谓“软环境”，是指与采取行政手段如与政府的职能部门联手及“自上而下”的下达指标加大考核力度等“硬”措施相比较而言的，那些树立工会自身社会良好形象、从社会心理着眼的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这项工作受到更多阻碍，多是因为在这些“软环境”方面工作不够得力；能够使组建起来的工会组织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也正需要我们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软环境”方面的工作必须得以加强。
第一，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会和中国工会的新理论并在全社会广泛宣传之。
思想支配行动，没有思想的行动是盲动，没有行动的思想是空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不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先导。
我们强调研究工会组织的新理论，无意否定以往对工会理论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从实际出发研究工会组织活动的发展规律。以往关于工会组织理论的研究，更倾向于公有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会组织的工作。那么，经过25年改革后的中国，工会组织则是生存于市场经济而且是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当然，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组织的性质和职能，还要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会组织的性质职能，从而进化历史的比较。这样的比较研究会使我们发现：工会组织是为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领导劳工通过罢工等手段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而产生的，几百年来工会维护劳工权益的基本职责没有变化；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工会的性质职能则不同以往。工业社会时代的工会是“劳资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产物，现代社会的工会则承担起了协调“劳使关系”，稳健维护劳工权益的任务。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经令人深恶痛绝，痛定思痛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人权至上保障社会的秩序；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激烈的社会冲突事件，人们越来越有一种反感情绪，提出了劳动安定的口号。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发达国家的“劳资”双方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双方以企业为利益的共同体，和平谈判是解决分歧的第一手段。工会正是“劳方”赖以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利益的组织手段，也是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形成的劳使关系之的组织形式。
就我们国家而言，企业是职工和投资人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在改革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与以往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工会性质职能不同，中国工会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性质和职能更加鲜明地体现为“劳使关系”协调者的角色，在中共党的绝对领导下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工会有着调动“劳使”双方积极性的责任。关于公有企业改革，我们提出了“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理顺劳动关系”的理论，然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产权关系应当说是清楚的，那么，如何理顺其劳使关系呢？工会在此空间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实，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发达的国家的工会所担当的角色，虽然仍是以罢工和纠察队为保护劳工权益的终极手段，但是，实际上更主要的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劳使关系的调适，从而实现劳资利益的双赢。本世纪初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的大罢工，最终还是以工会代表劳工与公司谈判，双方妥协达成协议而告终，就是典型的案例。
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改革开放25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与工业时代初期的社会不同，工会实际上就是劳使双方矛盾的平衡器，不再是一方独大单方胜利。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这样的理念，使之成为社会各方面的共识，那么，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工作就有可能减少误会化解阻力。
第二，塑造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新形象，全面而有效地发挥工会的作用。
形象好比旗帜，没有鲜明而良好的社会形象无以感召天下。
所谓新形象是针对以往的形象而言的。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形象之鲜明就在于领导劳工与资本的残酷剥削进行无情而彻底的斗争，从经济的斗争发展为政治的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则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为终极目的。正是这样的旗帜感召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会的这个形象影响至今。计划经济制度时代的中国工会，虽然会员众多但是其形象却是被模糊了的，人们能够记起来的工会不过是福利组织，因为工会的形象的模糊，甚至连工会自己都一度提出为“消亡工会”而奋斗的荒唐口号。诚然，那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逻辑的：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此，从理论上说，“劳资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劳资矛盾产物的工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中国工会居然停止活动长达10余年之久。25年前实施改革，“市场”在“计划”中萌生；经历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25年后彻底转变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理念，从理论到实际完全得以确立。那么，在中共党的绝对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的中国工会再也不能继续其“模糊角色”的形象了。工会会员流失之迅速不能不说是与工会模糊的形象有关。那么，现代中国的工会需要怎样的新形象呢？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实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三届领导班子顺应历史的潮流及时地提出了“突出维护职能”的“总体思路”。“维权”成为中国工会新时期的新形象，这面大旗使中国工会工作为之一振，开拓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中国工会十三大则高举起了“支持改革”和“依法维护职工权益”的大旗。中国工会十四大坚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确定的基本职责，提出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会向职工做思想工作的常规理论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企业的利益再小也是大。职工的事情再小也要尽全力去办，这样的理论就彻底改变的计划经济下的工会之形象。
如果把“维权”简单地理解为“维护职工的利益”，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工会的“革命和斗争”的形象。我们将要实现的是全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它与原始积累时代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因此，“革命和斗争”的形象必然使工会的组建工作遭到抵制，尤其是来自非员工方面抵制。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对工会的旗帜做出严谨而鲜明的诠释，从而树立具有感召力的良好的社会新形象。工会的社会新形象按照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就是：“着眼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新的形象需要向全社会广泛宣传，而不仅是在工会内部进行宣传；然而，宣传需要有引起社会关注的实际内容。实际的内容必须是工会在参与社会生活中的真正而有效的作用。树立新形象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依照法律高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然而，我们在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工作中的新形象的宣传工作中，似乎没有引起重视，例如，工会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工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等等，很少被社会公众知晓；工会尤其是中国工会从来都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力而是一个方面动力。北京某私营制衣公司和职工的关系一度气氛相当紧张，因为公司单方制定的某些规章制度极其苛刻，职工十分不满；此时，公司成立了工会，工会代表职工和公司平等协商；结果，重新修订了这些规章制度，职工满意了，公司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一位韩国在华投资的商人，起初对组建工会也有相当严重的抵触情绪；因为根据在韩国的经验他认为工会就是一味与资方抗衡斗争的组织。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其在华投资的公司成立了工会。中国工会的工作使之耳目一新，他撰文写到“中国工会站在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沿”，对中国工会在维护劳工权益和协调劳使关系方面的作用倍加赞赏：“我们需要这样的工会”。
工会积极参与到相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发展进步有效的推动作用，必将得到包括员工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树立起工会鲜明的社会角色新形象，必将能为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顺利组建工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协调与党、政府、业主及其组织和员工的关系，共同推进工会的组建工作。
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而协调好工会与党组织、政府职能部门和业主及其组织、还有与员工的关系，在现行的体制中则是最为重要的。
在我们国家，中共党的领导是绝对的领导也是全方位的领导，党组织的支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所在。工会和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在《中国工会章程》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国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工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因此，中国工会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坚持党动工会工作的领导，是中国工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凡是取得各级党组织支持的地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工会组建工作开展得都比较顺利。不仅如此，有党组织的支持和领导的地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工会工作也就比较活跃。我们应当学会善于运用这个政治上的优势。党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提出，在有党员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应当加强组织建设。在这类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如果能够与其党组织的建设结合在一起，无疑会得到顺利推进。在那些没有基层党组织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的组建工作就需要取得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其实，反之亦然。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而言，基层党组织的组建工作相对于工会组建工作而言更加困难，在非公经济组织尤其是外资企业及需要在境外上市的股份制公司等，建立专门的党的机构其难度更大。工会组织在任何性质的企业中都具有合法的地位，建立工会组织与否说到底不是由公司决定的而是由员工自主决定的；一旦工会成立公司就必须依照法律向工会提供便利的工作条件。那么，在那些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或者没有建立党组织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如果有了工会这个“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就有可能得到贯彻落实。由此可见，党组织支持工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也是为党的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以党建促工建以工建带党建，把党建和工建纽在一起，工会的组建就会有较大的成就。
政府与工会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不如党组织与工会关系那样引起重视。其实，早在新中国初期工会和政府的关系就已经被准确地定位了：工会是人民政府的支柱。建国初期正是在工会的支持下国家经济状况才能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样，在经济建设时期也正是在工会组织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国民经济得以繁荣；在改革开放尤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过程中，劳使关系矛盾产生突发事件群体事件，政府处于尴尬境地的时候也往往是借助于工会组织的力量才得以解围。中国工会法确定了工会“协助政府做好工作”的任务（见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五条》）。工会的存在非但不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障碍，恰恰是作为矛盾的解压阀维护了政府的权威，调动两个积极性，化解纠纷调适劳使矛盾，促进了经济的稳步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并且使工会组织依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标志着我国的劳使关系制度的完善，反映出我国在协调劳使关系方面与国际惯例的一致性。因此，任何规范的外资都可以放心地在中国投资而不必当心不规范的劳动行为影响其依法获得收益。北京切诺基公司建立完善的集体谈判制度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一汽集团的几家二级公司与外商合资，外商全部都接受了保留或成立工会建立集体协商制度的条件，有的外商甚至不把此作为中方的条件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只有那些投资意图不良的外商才会惧怕在其公司成立工会或把工会组织纳入中国工会系统，既然是投资意图不良，这样的外商政府也不应当允许其在我国境内投资设厂。广泛地宣传工会在这些方面的作用表明工会与政府立场的一致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会组建工作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政府官员的理解和支持。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某些经营者抵制工会的组建工作，主要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工会性质和职能不甚了解。这就需要工会准确地定位自己并且广泛地宣传工会的立场观点和作用。我国工会高举的当然是“维护”的旗帜，但是，其内涵却是两个维护即维护员工的权益也维护国家的利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是我们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繁荣了国家经济，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工会维护员工利益是指其合法权益，对员工的不合理的要求工会不但不予以维护反而会对其进行教育；按照现行工会章程和工会法律的规定，中国工会有对员工进行遵守劳动纪律完成任务的教育义务。对正当经营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没有任何异议，同时，工会有调动员工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职能。《今日商报》有则报道很可以说明问题：南京市江北地区人数最多的私营企业“南京红太阳商业大世界建材城”成立了工会以后，更加具体、直接地维护私企职工，特别是来宁经商的流动客商的合法权益，对促进私企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可见，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成立工会是劳资双方“双赢”行为。工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发起的“双爱双评”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广泛好评。
目前许多地方都成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业主组织诸如“私营企业联合会”、“台资企业联谊会”、还有各类“商会”等等，在这些企业组建工会如果首先能够协调好与这些业主组织的关系，必然可以加速其工会组建工作的步伐。工会是员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然而，工会的这种角色客观上也维护了企业的利益。例如劳动争议出现后员工通过工会组织渠道进行交涉就可以避免罢工、怠工等突发事件的发生，从而使企业不至于蒙受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劳动争议案件通过工会与企业协商解决，就可以避免诉诸法庭而蒙受社会形象和声誉方面的损失；工会依法监督企业执法情况，可以在几时预防和纠正违反现象从而避免政府职能部门执法监察予以处罚的损失。对于合法经营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而言，成立工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工会的存在有助于降低劳动力管理的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员工的怨情通过工会有组织的反映到企业决策中，冲突在萌芽中化解纠纷在内部解决，这都无异于减少了企业的人工管理成本。
员工是工会组织的基础，按照劳动法第七条的规定“劳动者有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按照工会法和工会章程的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成的群众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必须以员工的“自愿”为前提。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对组建工会的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工会。所以，宣传工会的性质、职能和树立工会的良好社会形象必须引起重视。在发达是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瑞典、德国等，工会的宣传工作已经进入了中学。因为他们就是工会的潜在会员。有这样一个幽默故事可以说明问题：春游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观察蚂蚁抗着大过自身重量食物奔向洞口的行为。老师问“蚂蚁为什么如此辛苦？”，学生答曰“因为他们没有工会。”如果我们的员工都具有这样的工会意识，那么，可以相信，组建工会的工作肯定不至于如此之难。正是由于没有员工的自主要求，我们的组建工作成为了一种外在的力量，因此，组建工作有时处于啼笑皆非的尴尬境地。不愿意由工会指导其签订劳动合同和代表其签订集体合同，反映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打工仔”之“盲流意识”。工会对此应当开展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启发其现代“工人意识”和工人阶级的觉悟。反对缴纳“保险金”的行为，反映出“打工仔”的“小农意识”。当然，也应当看到还有制度缺陷的问题：我们的保险制度尚不完善，“农民工”或“外地工”其保险还没有完全实现异地转移兑现，这些员工尚不能相信“社会保险”的信用。这就需要工会发挥其参政的作用促进保险制度的完善。员工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处于被迫劳动的地位，而不敢主张成立工会的权利，这就需要工会针对“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规律，发挥其相对“资本垄断”而实现劳动力“垄断”的作用，造就公平的社会就业环境。扪心自问，我们在组建工会的工作中，更多的是强调怎样获得或借用行政的“硬”手段、自上而下地压指标，却更少甚至几乎没有对员工进行组织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教育，更少思考自身的社会形象方面的塑造或不知道怎样塑造自身的社会形象。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加大工会组建工作的力度，坚持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的原则，推动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工会运作、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确保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这样的推动方案中，我们没有看到对员工的工作。员工其实才是工会组建的根本所在，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只要员工愿意成立工会，那么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阻拦；阻止员工建会者违法。反之，如果员工不愿意建会，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其参加或组织某特定的团体，也都是违法行为。最近在北京某小公司就出现了员工集体退出工会，工会自行解散的事情。这不能不使我们猛醒：组建工会的工作首先是尊重员工的意志的自愿，我们需要在启发员工的组织意识方面多做些工作。总之，如果工会能够充分发挥其绝对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可能转变员工“漠视”工会的各种心态，组建工作就将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
四、结束语
朱真理
命案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危害最大的犯罪，是所有刑事案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案件，在人民群众生活普遍得到大幅度改善并逐步走向富裕的背景下，“思安重于思富”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命案的发生，往往给社会各界群众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并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为加大命案侦破工作力度，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宣威市公安局紧紧围绕“命案必破”的工作目标，举全警之力全力挑战破案极限，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大命案攻坚力度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本文结合近年来发生在宣威并成功破获的命案，分析当前命案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并对如何防范命案的产生谈一点看法。
一、当前命案主要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看，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一是青壮年及未成年人犯罪突出。如在2004年破获的53起命案中，涉嫌犯罪涉案犯罪嫌疑人75人，其中18岁至36岁的青壮年有47人，占63 %，18岁以下未成年人有16人，占21.9%。二是犯罪嫌疑人文化程度总体偏低，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中低文化程度现象突出。在命案中，犯罪嫌疑人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特别是在未成年人所涉命案中，文化程度更是普遍偏低。2004年涉嫌命案的16名未成年人中，小学文化程度的11人，占68.75%，初中文化程度的5人，占31.25%。三是无固定职业或有业不务人员犯罪突出。在命案中，犯罪嫌疑人多为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或者是过早辍学、父母离异流入社会，找不到工作或无生活来源的未成年。
（二）从发案部位看，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城乡差异较大，在命案中乡镇发案所占比重较大。2004年破获的53起命案中，发生在农村的40起，占所有命案的75%。5月9日下午，宝山镇白嘎村委会白沙沟村李如兵以260元钱的价格向父亲购买一棵柳树，其大哥李如军认为树是自己所栽，兄弟因此发生吵打，李如兵用锄头击打大哥头部致其救治无效死亡。二是从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居住部位看，命案突出发生在家庭（族）邻里之间。由于居住较近，复杂的利益交织较多，处理得好会成为融洽家庭、邻里关系的润滑剂，而一旦产生矛盾，因为居住较近往往使这些矛盾得不到淡化处理形成积怨，成为命案产生的重要诱因。三是街头、娱乐场所或网吧等公共复杂场所发案较多。在公共复杂场所，年青人聚集较多，在处理一些琐事纠纷的过程中，在面对社会公众的时候喜欢逞强称能，在“宁愿不要命，也不能不要面子”的思想作用下，导致部分激情命案的产生。破获的53起命案中，发生在街头及公共复杂场所的有9起，占17.3%。
（三）从作案手段看，暴力化、智能化、动态化倾向突出。当前命案中，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更加残忍，往往包含杀人、焚尸、碎尸、抛尸、匿尸等环节，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往往会对现场进行破坏，毁灭作案证据，迅速逃离现场，给公安机关破案设置各种障碍。
（四）从作案过程看，突发性命案所占比重较大，而预谋性作案较少。2004年的命案中，大部分案件是因琐事引发吵打途中的伤害致人死亡，或在吵打中自控能力较差引发的激情杀人，或者是犯罪嫌疑人为对受害人实施图财或性侵犯行为的过程中，对受害人进行胁迫遭到受害人强烈反抗后转化为杀人案件。在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要致人死亡的故意，而在吵打过程中的故意杀人，犯罪嫌疑人的杀人故意是突发的，在作案工具和作案手段的选择上也有很大的随意性，抢劫杀人和强奸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虽持有刀具，但多是作为胁迫的工具而携带，在受害人强烈反抗后，由胁迫工具转化为杀人工具。
二、当前诱发命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案件起因来说，命案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其个案上的直接原因。
（一）从社会角度来说，命案的产生是各种社会消极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旧矛盾互相交织、综合作用，影响命案的发生，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不断调整、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现象，各种原本隐藏的矛盾和冲突得到凸现并不断激化，成为诱发命案的重要因素。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县级市，这些矛盾和冲突在宣威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大家原本认为不值一争的土地、水源、矿产等，也因价值培增诱发许多新的矛盾。
二是经济文化落后，群众法律意识淡薄。从宣威实际来看，命案绝大部分发生在边远、落后的乡（镇），一方面经济基础薄弱，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使得群众寸土必争、寸金必赢；另一方面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文化基础薄弱，法律法规知识掌握得少。在与他人发生矛盾、利益受到侵犯或者是受到不法侵害时，部分群众不知道如何正确保护自己，更不知道借助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而是采取“以暴制暴”的原始、愚昧的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矛盾和冲突。
三是封建残余思想的大量存在，也是导致命案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当前农村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残余思想，对宗法血亲关系存在着迷信思想，认为“打虎莫过亲兄弟，上阵莫过父子兵”，在出现矛盾或冲突时，认为一个人的吃亏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整个家庭或家族的面子和尊严，因而互相鼓劲，互相邀约，纠集族间和亲戚以集体“讨个说法”为名，形成对垒，导致杀人案、伤害案的产生。
（二）从个案的角度来说，导致命案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说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因纠纷引起矛盾导致命案的产生。因山林、土地、道路、坟地等权属纠纷引起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形成积怨，导致杀人、伤害命案的产生。如2004年破获的53起命案中，因纠纷激化引发的有39起，占73%，其中邻里纠纷24起、家庭纠纷12起，而当前农村邻里纠纷、家庭纠纷与土地、道路等纠纷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纠纷没有及时得到解决，导致矛盾激化引发命案。如普立乡攀支嘎村委会箐门前村的丁凡文与同村的雷升户、雷宽林因牲畜发生纠纷，多次找村委会调解而未得到妥善处理，导致双方矛盾激化，丁凡文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日被雷升户、雷宽林用斧头砍死。
二是恋爱、婚姻问题引起命案的产生。由于恋爱、婚姻受挫，当事人产生了报复他人的念头，或是多角恋爱中某两方为达到长期生活的目的而杀死情敌。2004年破获的53起命案中，因婚恋引发案件共8起，占15%。田坝镇田坝村委会联新村的黄照国与有夫之妇钱润芬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并致钱润芬感染性病，钱润芬多次向黄照国索要医疗补偿费遭到拒绝，后于10月8日将黄照国诱骗到野外树林中杀死。2004年9月30日，杨柳乡可渡村委会荷花村的程春情因怀疑男友张吉卫移情别恋而将其杀死。
三是涉及家庭生活、个人隐私、情感等问题引发命案。对于一些涉及家庭成员之间，属于生活、情感隐私的问题，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容忍，互相包容，情感压抑到一定时候就会演变为激情杀人或有预谋性的报复杀人，这在亲杀案件中尤其突出。羊场镇镇兴村委会杨家村杨春竹与他人关系暧昧，丈夫王周警对此强烈不满并长期压抑，后于2004年10月20日晚意外发现妻子与他人在野外约会拥抱时，激怒之下殴打妻子，在遭到反抗后将其勒死。
四是在一般性违法犯罪过程中，因犯罪嫌疑人作案条件发生变化，或受害人对违法人员或犯罪嫌疑人实施强烈反抗时，案件进一步升级转化为命案。此类案件在抢劫杀人、强奸杀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04年中，全市共发生抢劫杀人案件6起，占11%。2004年3月11日15时许，宣威市西宁街道办事处村民沈天周在沈信祥家盗窃作案途中，被突然回家的沈信祥发现，为掩盖盗窃罪行，沈天周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将沈信祥杀死。
三、命案防范对策
命案防范是一项系统工程，总的来说要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建立防范体系，形成长效机制。特别是要有针对性的加强基础工作，可以从以下四方面防范命案发生。
（一）建立法制教育体系，提高农村群众的法制观念，从社会因素上预防命案的产生。法制观念淡薄是导致农村“命案”发生一个重要原因。通过有组织、有针对性的组织实施法律宣传、法律常识普及工作，提高群众法律素质，促进群众养成知法、守法、信法、用法的良好行为。在“命案”预防法制教育中，可乘农闲时节采取黑板报、召开群众大会以案说法，农忙时节利用广播、宣传标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集中宣传《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故意杀人、伤害以及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等相关条款规定的法律责任、处罚幅度及处理办法等，增强广大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根本上克服消极的内因，最终达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目的。
（二）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做到“纠纷必解”， 从犯罪诱因上控制命案的产生。统计资料表明，因各类纠纷引发的命案占所有命案的69%，因此必须把“纠纷必解”作为预防命案的首要环节来抓。一是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大排查。紧紧依靠基层治保组织，以社区和责任区民警为主体，广泛收集各类矛盾纠纷的信息，掌握各种矛盾纠纷并建立排查责任档案，明确调处责任人跟踪掌握矛盾纠纷发展变化情况。二是建立健全公开调处机制。建立以派出所为龙头、社区为依托、治（调）组织为基础的纠纷调处网络，大力推行公开调处机制；在派出所和社区设立公开调处室，按照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期、化解得彻底的原则，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坚决做到“五不让”，即不让案件在这里延误，不让调解工作在这里中断，不让矛盾在这里激化，不让错案在这里发生，不让当事人在这里受冷落。三是加强基层治调组织建设。切实加强治保会的规范化建设，使治保会在派出所指导下充分发挥调处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做到小事不出组，一般事情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三）建立城乡治安防控体系，通过开展“盗抢必防”工作， 从诱发命案的犯罪空间上控制命案的发生。因盗窃、抢劫案件转化的命案影响较坏，危害更大，破案难度也较其他命案大，建立城乡联系、多警种互动的治安防控体系，通过预防和减少盗抢案件的发生来减少命案的发生。一是强化巡逻控制。在城区完善三级巡逻体制，坚持交巡警、分局民警、机关民警上街巡逻制度，对城区主、次干道和盗窃、抢劫案件多发部位进行重点巡逻控制，增加社会面见警率，及时制止街面打架斗殴、持刀持械、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控制和震慑犯罪；在乡村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以派出所为主体，组织各种治安力量对集镇和其他重点部位开展巡逻控制；在内部单位、商业网点和居民区内落实门卫值班和防范措施，组织内部人员巡逻，压缩犯罪分子的作案空间。二是推进社区警务建设。完善社区警务工作运行机制，落实社区民警工作职责，整合社区治安资源加强安全防范，积“小安”为“大安”， 建立社区板块，产生防范效应。三是加强阵地控制。加强对易被违法犯罪分子利用、易发生打架斗殴、盗窃、抢劫等诱发命案的部位和公共复杂场所的控管，集中整治治安薄弱环节和治安混乱区域，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发生的机率，也为命案发生后侦破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四)严管重点人口和流动人口，通过对命案犯罪主体的管理来减少命案的产生。通过加强对重点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管理，落实包保责任、帮教措施和跟踪管控工作，切实掌握其日常活动、经济收入、交往人员情况，防止其在本辖区内重新违法犯罪的同时，防止其到外辖区作案；加强对旅店业、房屋出租业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屋管理，落实房屋出租治安责任，及时掌握暂住人口的现实活动情况，做到不漏管、不失控；建立宾馆、旅社住宿信息与派出所联网或当日报告制度，及时掌握流动人口信息，控制流窜犯罪；通过开展治安检查及时发现藏匿在宾馆、旅社和出租房屋内的嫌疑人员；依法惩处知情不举，窝藏违法犯罪分子的业主。
(五)建立“可防性”命案责任倒查机制，做到“失职必究”， 从工作责任上控制命案的发生。在预防命案中，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和民警必须实行严厉的责任追究。对因纠纷调解不及时、工作措施不到位而使矛盾激化、“枪、爆、毒”管理失控、可预防部位和重点区域控制不力、重点人口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引发命案，或因接警、处警工作反应不迅速，导致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或应及时抓获犯罪分子而未抓获让其逃走的，一定要严格追究责任，通过给责任人员增加工作压力，提高预防工作实效来减少命案的产生。
（六）推行“邻里劝导”制度，通过对矛盾纠纷升级转化现场的控制来预防和减少农村“命案”。针对农村村落分散、交通不便、信息滞后等实际、“命案”突发性特点、派出所警力和治安力量无法及时赶到纠纷现场的客观情况，以及同村村民看热闹、当事双方家属直接参与纠纷的现场状况，走群防群治、村民自治工作路线，以制度的形式赋予村民劝导的义务，将公安机关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教给群众，让群众发挥在治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变“看客”为“劝客”，当村民之间发生争吵时，就近邻居和当事人家属有义务及时采取语言劝说、正确引导，硬性制止、收缴凶器等有效行动，防止由争吵向行凶转化，通过控制冲突的升级转化来预防和减少杀人、伤害案件的发生。
内容提要：
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工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全社会都应当提高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是协调劳使关系的需要，是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也是深化经济制度改革给工会提出的新课题。对于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工作，有来自政府官员方面的误解，又有来自业主方面的误解，甚至还有来自员工方面的误解。推动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要注重“软环境”方面的工作，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会和中国工会的新理论并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这些理论，使社会各界了解工会认识工会支持工会，工会也应当加强自身建设塑造良好的市场经济新形象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工会的作用，顺利推进工会的组建工作还需要协调好工会与党组织、政府部门、业主及其组织和员工的关系。工会对非公经济组织中员工进行组织意识和权利意识教育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工作。组织工会首先要尊重员工的意愿：阻拦员工组织和参加工会是违法的行为，强迫员工参加或组织特定的团体也同样是违法的行为。组建工会工作坚实基础还是在于员工的意志。
关键词：非公经济组织 工会 组建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经济改革明确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以后，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开始产生；中共党的十五大明确了经济制度改革的市场价值取向，非公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发展，一度甚至提出“国退民进”的口号，非公有制经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中共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又明确这些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业主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4年修宪确定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非公经济一往直前飞速发展。研究中国宪法的修改历程，不难发现，二十五年来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非公经济组织不断被从桎梏中解放出来，冲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基础，迅猛发展逼退全民企业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不足30%，而非公有企业则到达70%以上，某些地方公有企业不足10%；随着公有企业“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战略性改革措施的实施，这个比率差距还在拉大。非公有企业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目前公有企业员工不足6000万而非公有企业员工号称2亿多，据最新报道，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有1.5亿之多，他们几乎都集中在非公经济组织。深化公有企业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布局，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和完善“资本和技术参与分配”的制度，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队伍发展壮大，内部结构、分配方式、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工会工作对象和范围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特点，密切同职工群众的联系，把广大职工更好地组织起来，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工会必须有在非公经济组织组建方面有新的作为。
一、提高对非公有企业工会组建工作意义的认识
中共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推向新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公有企业和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和控制的主体作用，但是，非公经济组织和员工数量却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四分天下有其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的格局不再是改革前的国家职工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了，因此，必须加强对非公经济组织工会组建工作意义的认识。
第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协调劳使关系需要
所谓劳使关系就是一般称之为的“劳资关系”，我国在中共八大以后习惯称之为的“劳动关系”，即员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所谓公司制股份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由于资本所有者不一定直接经营企业而企业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所以，“劳资”或“劳动”这样的概念已经都不能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了，于是，国际上流行起了“劳使关系”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个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性。
在中共党的八大前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见宪法序言），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几十年来，非公经济在我国一直被作为非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批判，文化大革命愈加强化了人们的这个意识并使之登峰造极。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劳使关系的认识，劳动者的思想深处仍然有着“剥削和压迫”的雇佣观念。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劳动关系”被称作“劳资关系”而在公有经济组织中则是“劳动关系”，这一度成为某种政治的界定。同样，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其心态也是复杂的。加之他们缺乏对这类企业的管理经验，诸如此类的思想心态必然导致“劳使关系”的复杂、紧张甚至对立。
雇佣与被雇佣的思想心态使劳使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其结果往往是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劳动争议也大幅度上升尤其是集体争议案件几乎是成倍增长。在我国劳使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当中。工伤、死亡、职业病，童工、污辱女工、监禁劳动，工作超时、拒发延长工时费、拖欠工资、不缴纳保险费等等侵犯人权、违反法律、有悖道德的现象，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多有发生。在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有相当多的员工其工资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劳动强度则是最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发生在惠东的一家非公企业恶性拖欠工资导致罢工，保安开枪打伤员工，老板携款逃逸。这个事件可谓典型之极。即便是在那些所谓规范管理待遇优厚的大型外资企业中，员工的劳动强度也是较大的，员工很少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感，白领“疲劳症”已经是普遍存在是现象。“有赚钱的时间没有花钱的时间”，这是非公有制企业所谓待遇不错的员工之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决定的劳使关系如此紧张的局面，不得不接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血腥积累的事实，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如此紧张对立的劳使关系就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调适这个矛盾使其健康发展呢？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近200多年的历史证明，把员工组织起来才是化解这个矛盾对立的最好办法。如果说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工会是团结劳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产物，那么，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工会则担当起了协调劳资关系的重要角色。北京切诺基公司的美方代表十分看重中国工会的作用，为妥善处理劳使关系，主动向工会建议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的机制；中国一汽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在与外资合资时，都把组建工会和签订集体合同作为首要的条件之一。中国非公经济发展近20年的经验证明，有工会组织且充分发挥其作用，劳使关系就可以调适到一个和谐健康的状态，工会的存在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迎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无论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尤其是经济的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企业的国际化即跨国经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开始迈进了世界贸易组织的门槛，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越来越被各国承认，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我国政府已经对全世界承诺中国市场全面对外开放。经济的全球化迫使中国的劳使关系不能不与之相适应。发达国家的员工和不发达国家的员工对全球化经济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其实质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反对无情的剥削。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员工而言，往往政府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的一个筹码；而对于发达国家的员工而言，资本向不发达国家的转移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大量的失业或迫使其降低工资要求。美国劳工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是最典型的例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几家工会组织，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中国工会呼吁制定联合的工会对策。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化联合起来的一种表现。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工会是顺应雇主组织的产生而产生的即先有雇主组织后有工会组织。同样道理，如果说资本的国际化联合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工会的国际化对策也就只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无论人们、雇主或政府喜欢不喜欢。对于我国而言，在外商投资企业全面建立工会组织则是迎接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即SA8000标准在全世界各国的发展，劳工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劳工的团结权，将越来越引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及企图成为跨国公司的各国企业的关注，工会是劳工团结权的具体形式，组建工会必将成为一种潮流。
随着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兑现向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承诺，我国劳使关系的调适的手段也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始会员国，我们有责任成为履行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模范。员工的团结权是实现其应当享有的劳动权利的基础，建立集体谈判制度和调适劳使关系三方原则等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工会组织。因此，建立工会组织不仅在外商投资企业是必要的，对于内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而言也是必要的。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据此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工会法规定工会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由此可见，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联合及企业跨国发展，要求我们不得不按照国际惯例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新型的劳使关系即全面成立工会组织，建立资本、政府和工会组成的“三方机制”调适劳使关系。
第三，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深化经济制度改革给中国工会提出的新课题
按照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要求，中共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我国全面改革的战略，中共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表现在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上，在保证公有制对国民经济控制的前提下，公有经济的数量可以少一些；不仅如此，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应当是多样化的，鼓励和引导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按照中共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深化公有企业改革有进有退的总体部署，公有经济企业在竞争领域要逐步退出。由此可见，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将会得到大幅度的发展。有的地区已经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多数的目标，有的城市正在为实现非公有企业达到70%的目标而深化公有企业改组改造：主辅分离、股份化改造、出让公有股份、关闭一批公有工厂、破产一批公有企业等等。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工会工作提出了挑战。中国工会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都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几十年来全力以赴研究的是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工会工作的原则方法和理论。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基础正在发生质的变化。面对70%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70%以上的员工就业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新格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不足三年的时间里，号称15000万会员的中国工会一度减少至不足9000万，组建工作加大力度以后至2003年，工会会员恢复至1.34亿。与此同时，就职于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员工从1.8亿增长至2.5亿。据估计2004年工会可组织的对象达3.00亿,而工会会员2003年则又下降至1.20亿左右。公有企事业及机关单位越来越少，其员工数量也越来越少，工会组织率不断滑坡，在改制后的企业有些虽然还保留工会的招牌却没有了工会专职工作人员，更有甚者干脆取消了工会组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几乎都是迫于某种压力而被动地成立工会组织，工会组织的发展远不及非公有经济组织的发展速度。非公经济组织的工会组建率不足10%，其中还要相当多数是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工会成为一种摆设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面对这样的形势，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工会的组建工作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工会的一项现实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其社会性，社会生活即群体性的生活是人的本能的愿望，只要组织起来才能战胜其原始的可怖心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如果不建立和完善合法的工会组织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诸如同乡会等打工者组织就可能进入，员工中非正式组织就必然出现且会伴随着劳使矛盾的加剧而膨胀起来，也不排除其他反社会的组织利用劳使关系的矛盾而根植其中的可能性。
二、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存在的若干误解
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成立工会，有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如工会无用论、工会麻烦论、工会负担论、工会分权论、工会收费论等等，所有这些论调都严重地阻碍了工会的组建工作。
第一，来自政府官员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最大阻力应当说是来自政府官员对工会的误解。在他们看来经济建设是最大的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某些政府官员却存在这样的论调，认为工会是阻碍改革、影响开放、妨碍引资、制约发展的力量。
在公有企业改造的过程中，工会被“改革”掉了。他们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效率第一“精简”机构，还能够把工会的牌子保留在“党群办公室”已经是不错的了。再者，“国有”企业已经不在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工厂”了，股份化的公司存在“非公有股份”，所以，某些官员认为强调保留或建立工会是对“非公有股份”资产所有权的藐视。个别政府官员甚至声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工会“捣乱”。由此，在一些改造为非公有独资的经济组织中，工会消失了且很难重新组建。在私营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声称，有“侵犯私营企业主权益”之嫌，严重挫伤了企业主发展经济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在外商投资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认为是破坏招商引资改革开放之大计，唯恐吓跑了海外来的资本家。
第二，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业主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业主方面的误解是工会组建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工会就是带动员工共同闹事与资本所有者对立斗争的团体，成立工会无异于为自己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因此，畏惧工会进而由衷地抵制组建工会。这样的观点在内资私营企业主和来自一些工会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和地区的如韩国等投资人中多有存在。另一观点认为工会是企业的麻烦，成立工会无异于作茧自缚，由于有了工会某些事情就不便于独自决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会是负担，成立工会就不得不按照规定提供办公场所、安置有关人员、还要拨交经费，这无异于瓜分利润。也要个别的企业如柯达公司，他们认为成立工会是无意义的，因为公司已经为员工提供了最好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公司对员工的地位作用甚至其个人的发展都有充分的考虑，总之工会能够做的公司都已经做到了，工会没有存在的必要。还要更特别的，在公司内部成立了“员工俱乐部”，公司为员工俱乐部提供所有的帮助和支持，所谓“员工俱乐部”可以发挥工会组织的一切作用，其实际就是工会，但是公司方面就是反对把该公司的员工组织纳入“中国工会”的系统。
如此观念决定了在某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出现了拒绝成立工会的现象：或者以建立和完善内部员工组织以抵制工会的进入，或者迫于压力成立“老板工会”、“老板娘工会”等等。“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等，其实质是“羊头幌子”专供应付检查给人看的。“老板工会”和“老板娘工会”等形式上的工会，不但不能发挥工会应有的法定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玷污了中国工会的形象。
第三，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
阻碍工会组建工作的还有来自非公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他们有些人不了解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还有些员工对工会反感情绪，认为工会没有作用或者也不小。
尽管在建国初期有过非公经济，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这些经济组织或被交公成为国营企业或经合作成为集体企业，非公经济的业主也被改造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现在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是近25年改革中出现的。就职于非公经济组织的员工多数是青年人，更多的是来自农村甚至偏远落后地区的，他们对工会不甚了解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他们对工会组建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据介绍某特区一家很有规模的私营企业率先成立了工会，笔者亲自去实地调研。笔者随便问一位在这里打工三年的员工，答曰本店确实成立了工会。当问及工会主席是谁，工会办公室在哪里时，答曰“不知道”。对工会反感者也大有人在。某地工会副主席亲自抓非公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对员工进行工会性质职能教育：工会可以指导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争取参加社会保险等等。这些员工则强烈抗议：签订合同我们就被囚死在这家企业而不能随时找到更好的工作，参加保险实际上是帮助老板把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再骗走一些，更有甚者还认为工会居心不良。面对这样的情况组建工会工作则处于尴尬境地。沿海某市产业工会，经过努力终于说服企业为外地打工者缴纳社会保险金，同时，员工也必须依法按工资比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用。结果却导致这些员工集体抗议，险些酿成群体事件。还有一些就职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他们是来自公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这些人多数认为“工会无用”。在公有企业里长期不发工资，直至无端下岗，“工会没有保护”或者说“工会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找到工会的时候还被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他们“要顾全大局”。这些员工对在非公经济组织组建工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有工会的地方员工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却没人管，没有工会的地方至少还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拿。笔者为北京某非公公司代理一宗拖延发放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为了使员工获得更多的利益与公司协商要求也更多的补偿和赔偿换取员工撤诉。当与员工协商的时候，说明笔者是来自工会方面的，不会做对员工不利的事。员工答曰“别和我提工会，我父亲就是做工会工作的，工会实际上是帮企业说话的”。来自员工的这些虽然不能真实地反映工会实际作用的说法和误解，不能不是我们组建工会工作的问题。据调查，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其实真正考虑员工愿望或者说员工对工会的认同，确实也很少；想当然地认定员工有加入工会的要求。因此，我们看到，在组建工会的工作中很多同志多把困难集中的其它方面，做企业行政方面的工作比做员工的工作要多得多。
三、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组建工作的几点“软环境”建议
目前，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问题，工会内部对其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应当说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有关组建的具体方法、形式、程序和操作的步骤等考虑得很仔细，如与工商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注册的同时要求其成立工会，与税务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纳税的同时拨交工会经费等等。各地方工会及区域性工会干部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之困难感受最深。然而，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软环境”问题思考得相对比较少。所谓“软环境”，是指与采取行政手段如与政府的职能部门联手及“自上而下”的下达指标加大考核力度等“硬”措施相比较而言的，那些树立工会自身社会良好形象、从社会心理着眼的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这项工作受到更多阻碍，多是因为在这些“软环境”方面工作不够得力；能够使组建起来的工会组织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也正需要我们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软环境”方面的工作必须得以加强。
第一，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会和中国工会的新理论并在全社会广泛宣传之。
思想支配行动，没有思想的行动是盲动，没有行动的思想是空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不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先导。
我们强调研究工会组织的新理论，无意否定以往对工会理论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从实际出发研究工会组织活动的发展规律。以往关于工会组织理论的研究，更倾向于公有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会组织的工作。那么，经过25年改革后的中国，工会组织则是生存于市场经济而且是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当然，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组织的性质和职能，还要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会组织的性质职能，从而进化历史的比较。这样的比较研究会使我们发现：工会组织是为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领导劳工通过罢工等手段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而产生的，几百年来工会维护劳工权益的基本职责没有变化；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工会的性质职能则不同以往。工业社会时代的工会是“劳资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产物，现代社会的工会则承担起了协调“劳使关系”，稳健维护劳工权益的任务。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经令人深恶痛绝，痛定思痛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人权至上保障社会的秩序；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激烈的社会冲突事件，人们越来越有一种反感情绪，提出了劳动安定的口号。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发达国家的“劳资”双方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双方以企业为利益的共同体，和平谈判是解决分歧的第一手段。工会正是“劳方”赖以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利益的组织手段，也是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形成的劳使关系之的组织形式。
就我们国家而言，企业是职工和投资人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在改革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与以往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工会性质职能不同，中国工会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性质和职能更加鲜明地体现为“劳使关系”协调者的角色，在中共党的绝对领导下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工会有着调动“劳使”双方积极性的责任。关于公有企业改革，我们提出了“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理顺劳动关系”的理论，然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产权关系应当说是清楚的，那么，如何理顺其劳使关系呢？工会在此空间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实，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发达的国家的工会所担当的角色，虽然仍是以罢工和纠察队为保护劳工权益的终极手段，但是，实际上更主要的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劳使关系的调适，从而实现劳资利益的双赢。本世纪初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的大罢工，最终还是以工会代表劳工与公司谈判，双方妥协达成协议而告终，就是典型的案例。
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改革开放25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与工业时代初期的社会不同，工会实际上就是劳使双方矛盾的平衡器，不再是一方独大单方胜利。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这样的理念，使之成为社会各方面的共识，那么，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工作就有可能减少误会化解阻力。
第二，塑造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新形象，全面而有效地发挥工会的作用。
形象好比旗帜，没有鲜明而良好的社会形象无以感召天下。
所谓新形象是针对以往的形象而言的。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形象之鲜明就在于领导劳工与资本的残酷剥削进行无情而彻底的斗争，从经济的斗争发展为政治的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则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为终极目的。正是这样的旗帜感召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会的这个形象影响至今。计划经济制度时代的中国工会，虽然会员众多但是其形象却是被模糊了的，人们能够记起来的工会不过是福利组织，因为工会的形象的模糊，甚至连工会自己都一度提出为“消亡工会”而奋斗的荒唐口号。诚然，那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逻辑的：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此，从理论上说，“劳资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劳资矛盾产物的工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中国工会居然停止活动长达10余年之久。25年前实施改革，“市场”在“计划”中萌生；经历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25年后彻底转变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理念，从理论到实际完全得以确立。那么，在中共党的绝对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的中国工会再也不能继续其“模糊角色”的形象了。工会会员流失之迅速不能不说是与工会模糊的形象有关。那么，现代中国的工会需要怎样的新形象呢？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实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三届领导班子顺应历史的潮流及时地提出了“突出维护职能”的“总体思路”。“维权”成为中国工会新时期的新形象，这面大旗使中国工会工作为之一振，开拓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中国工会十三大则高举起了“支持改革”和“依法维护职工权益”的大旗。中国工会十四大坚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确定的基本职责，提出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会向职工做思想工作的常规理论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企业的利益再小也是大。职工的事情再小也要尽全力去办，这样的理论就彻底改变的计划经济下的工会之形象。
如果把“维权”简单地理解为“维护职工的利益”，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工会的“革命和斗争”的形象。我们将要实现的是全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它与原始积累时代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因此，“革命和斗争”的形象必然使工会的组建工作遭到抵制，尤其是来自非员工方面抵制。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对工会的旗帜做出严谨而鲜明的诠释，从而树立具有感召力的良好的社会新形象。工会的社会新形象按照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就是：“着眼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新的形象需要向全社会广泛宣传，而不仅是在工会内部进行宣传；然而，宣传需要有引起社会关注的实际内容。实际的内容必须是工会在参与社会生活中的真正而有效的作用。树立新形象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依照法律高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然而，我们在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工作中的新形象的宣传工作中，似乎没有引起重视，例如，工会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工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等等，很少被社会公众知晓；工会尤其是中国工会从来都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力而是一个方面动力。北京某私营制衣公司和职工的关系一度气氛相当紧张，因为公司单方制定的某些规章制度极其苛刻，职工十分不满；此时，公司成立了工会，工会代表职工和公司平等协商；结果，重新修订了这些规章制度，职工满意了，公司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一位韩国在华投资的商人，起初对组建工会也有相当严重的抵触情绪；因为根据在韩国的经验他认为工会就是一味与资方抗衡斗争的组织。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其在华投资的公司成立了工会。中国工会的工作使之耳目一新，他撰文写到“中国工会站在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沿”，对中国工会在维护劳工权益和协调劳使关系方面的作用倍加赞赏：“我们需要这样的工会”。
工会积极参与到相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发展进步有效的推动作用，必将得到包括员工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树立起工会鲜明的社会角色新形象，必将能为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顺利组建工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协调与党、政府、业主及其组织和员工的关系，共同推进工会的组建工作。
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而协调好工会与党组织、政府职能部门和业主及其组织、还有与员工的关系，在现行的体制中则是最为重要的。
在我们国家，中共党的领导是绝对的领导也是全方位的领导，党组织的支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所在。工会和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在《中国工会章程》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国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工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因此，中国工会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坚持党动工会工作的领导，是中国工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凡是取得各级党组织支持的地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工会组建工作开展得都比较顺利。不仅如此，有党组织的支持和领导的地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工会工作也就比较活跃。我们应当学会善于运用这个政治上的优势。党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提出，在有党员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应当加强组织建设。在这类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如果能够与其党组织的建设结合在一起，无疑会得到顺利推进。在那些没有基层党组织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的组建工作就需要取得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其实，反之亦然。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而言，基层党组织的组建工作相对于工会组建工作而言更加困难，在非公经济组织尤其是外资企业及需要在境外上市的股份制公司等，建立专门的党的机构其难度更大。工会组织在任何性质的企业中都具有合法的地位，建立工会组织与否说到底不是由公司决定的而是由员工自主决定的；一旦工会成立公司就必须依照法律向工会提供便利的工作条件。那么，在那些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或者没有建立党组织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如果有了工会这个“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就有可能得到贯彻落实。由此可见，党组织支持工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也是为党的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以党建促工建以工建带党建，把党建和工建纽在一起，工会的组建就会有较大的成就。
政府与工会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不如党组织与工会关系那样引起重视。其实，早在新中国初期工会和政府的关系就已经被准确地定位了：工会是人民政府的支柱。建国初期正是在工会的支持下国家经济状况才能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样，在经济建设时期也正是在工会组织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国民经济得以繁荣；在改革开放尤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过程中，劳使关系矛盾产生突发事件群体事件，政府处于尴尬境地的时候也往往是借助于工会组织的力量才得以解围。中国工会法确定了工会“协助政府做好工作”的任务（见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五条》）。工会的存在非但不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障碍，恰恰是作为矛盾的解压阀维护了政府的权威，调动两个积极性，化解纠纷调适劳使矛盾，促进了经济的稳步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并且使工会组织依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标志着我国的劳使关系制度的完善，反映出我国在协调劳使关系方面与国际惯例的一致性。因此，任何规范的外资都可以放心地在中国投资而不必当心不规范的劳动行为影响其依法获得收益。北京切诺基公司建立完善的集体谈判制度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一汽集团的几家二级公司与外商合资，外商全部都接受了保留或成立工会建立集体协商制度的条件，有的外商甚至不把此作为中方的条件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只有那些投资意图不良的外商才会惧怕在其公司成立工会或把工会组织纳入中国工会系统，既然是投资意图不良，这样的外商政府也不应当允许其在我国境内投资设厂。广泛地宣传工会在这些方面的作用表明工会与政府立场的一致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会组建工作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政府官员的理解和支持。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某些经营者抵制工会的组建工作，主要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工会性质和职能不甚了解。这就需要工会准确地定位自己并且广泛地宣传工会的立场观点和作用。我国工会高举的当然是“维护”的旗帜，但是，其内涵却是两个维护即维护员工的权益也维护国家的利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是我们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繁荣了国家经济，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工会维护员工利益是指其合法权益，对员工的不合理的要求工会不但不予以维护反而会对其进行教育；按照现行工会章程和工会法律的规定，中国工会有对员工进行遵守劳动纪律完成任务的教育义务。对正当经营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没有任何异议，同时，工会有调动员工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职能。《今日商报》有则报道很可以说明问题：南京市江北地区人数最多的私营企业“南京红太阳商业大世界建材城”成立了工会以后，更加具体、直接地维护私企职工，特别是来宁经商的流动客商的合法权益，对促进私企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可见，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成立工会是劳资双方“双赢”行为。工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发起的“双爱双评”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广泛好评。
目前许多地方都成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业主组织诸如“私营企业联合会”、“台资企业联谊会”、还有各类“商会”等等，在这些企业组建工会如果首先能够协调好与这些业主组织的关系，必然可以加速其工会组建工作的步伐。工会是员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然而，工会的这种角色客观上也维护了企业的利益。例如劳动争议出现后员工通过工会组织渠道进行交涉就可以避免罢工、怠工等突发事件的发生，从而使企业不至于蒙受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劳动争议案件通过工会与企业协商解决，就可以避免诉诸法庭而蒙受社会形象和声誉方面的损失；工会依法监督企业执法情况，可以在几时预防和纠正违反现象从而避免政府职能部门执法监察予以处罚的损失。对于合法经营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而言，成立工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工会的存在有助于降低劳动力管理的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员工的怨情通过工会有组织的反映到企业决策中，冲突在萌芽中化解纠纷在内部解决，这都无异于减少了企业的人工管理成本。
员工是工会组织的基础，按照劳动法第七条的规定“劳动者有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按照工会法和工会章程的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成的群众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必须以员工的“自愿”为前提。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对组建工会的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工会。所以，宣传工会的性质、职能和树立工会的良好社会形象必须引起重视。在发达是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瑞典、德国等，工会的宣传工作已经进入了中学。因为他们就是工会的潜在会员。有这样一个幽默故事可以说明问题：春游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观察蚂蚁抗着大过自身重量食物奔向洞口的行为。老师问“蚂蚁为什么如此辛苦？”，学生答曰“因为他们没有工会。”如果我们的员工都具有这样的工会意识，那么，可以相信，组建工会的工作肯定不至于如此之难。正是由于没有员工的自主要求，我们的组建工作成为了一种外在的力量，因此，组建工作有时处于啼笑皆非的尴尬境地。不愿意由工会指导其签订劳动合同和代表其签订集体合同，反映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打工仔”之“盲流意识”。工会对此应当开展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启发其现代“工人意识”和工人阶级的觉悟。反对缴纳“保险金”的行为，反映出“打工仔”的“小农意识”。当然，也应当看到还有制度缺陷的问题：我们的保险制度尚不完善，“农民工”或“外地工”其保险还没有完全实现异地转移兑现，这些员工尚不能相信“社会保险”的信用。这就需要工会发挥其参政的作用促进保险制度的完善。员工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处于被迫劳动的地位，而不敢主张成立工会的权利，这就需要工会针对“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规律，发挥其相对“资本垄断”而实现劳动力“垄断”的作用，造就公平的社会就业环境。扪心自问，我们在组建工会的工作中，更多的是强调怎样获得或借用行政的“硬”手段、自上而下地压指标，却更少甚至几乎没有对员工进行组织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教育，更少思考自身的社会形象方面的塑造或不知道怎样塑造自身的社会形象。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加大工会组建工作的力度，坚持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的原则，推动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工会运作、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确保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这样的推动方案中，我们没有看到对员工的工作。员工其实才是工会组建的根本所在，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只要员工愿意成立工会，那么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阻拦；阻止员工建会者违法。反之，如果员工不愿意建会，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其参加或组织某特定的团体，也都是违法行为。最近在北京某小公司就出现了员工集体退出工会，工会自行解散的事情。这不能不使我们猛醒：组建工会的工作首先是尊重员工的意志的自愿，我们需要在启发员工的组织意识方面多做些工作。总之，如果工会能够充分发挥其绝对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可能转变员工“漠视”工会的各种心态，组建工作就将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
四、结束语
